“慰安妇”老人背后守护者：活着一天就抗争一天

【环球时报报道 记者 邢晓婧】编者按：8月14日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在这一天，揭露日军侵华战争期间实施“慰安妇”暴行的影片《大寒》重新上映。中国“慰安妇”老人再次走进大众视野，每每提及她们的经历，外界无不一片哀痛之声。鲜为人知的是，有一些人几十年如一日地默默守护在这些老人身边。“中国慰安妇民间调查第一人”张双兵、中国战争受害者“慰安妇”诉讼律师团团长大森典子、诉讼团的中国律师康健以及“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第一人”苏智良，分别来自山西、东京、北京和上海的他们在机缘巧合下于上世纪90年代初相遇，共同开始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帮助受害老人状告日本政府，直至今天。近日，《环球时报》记者采访这四位中国“慰安妇”老人背后的守护者，听他们讲述这20多年来的风风雨雨。

张双兵：活着一天，就抗争一天

《环球时报》记者7月31日在四川建川博物馆的工农兵旅馆里见到张双兵时，正值电影《大寒》宣传期间，舟车劳顿的他趁着活动间隙窝在招待所的床上稍作休息，看见记者立马起身招待，头发凌乱，打着呵欠，一脸疲惫。

张双兵被称为“中国慰安妇民间调查第一人”。过去36年间，他找到约300名疑似“慰安妇”老人;130余人亲口承认并详细忆述日军的犯罪经过；127人的故事成为电影《大寒》的创作素材。他还带领16位“慰安妇”老人分三批进行历时16年的实名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公开谢罪并赔偿。

1937年12月至1945年8月，侵华日军109师团135联队侵占山西盂县期间，在70多个据点设立“慰安所”“慰安窑”“慰安屋”，强征1000多名“慰安妇”，对她们实施极为残暴的蹂躏和摧残，导致绝大多数受害者死于日军残害。

张双兵是盂县西潘乡羊泉村小学老师。1982年秋，他在一次学生家访途中碰到“跪在地上割麦子”的老人侯冬娥，意外得知她在“慰安所”的屈辱经历以及伴随一生的身心创伤。这让张双兵感到无比震惊和气愤，从此开始寻找中国的“慰安妇”老人。

一听说哪里有疑似“慰安妇”老人，张双兵就骑着一辆破自行车挨家挨户地打听，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那时候，张双兵每个月工资五六十元，除去日常生活开销，一多半都用来调查了，家里人对此很有意见。张双兵老母亲生前常常揶揄他说：“那些‘慰安妇’老人才是你的妈妈呢。”

不过，在“名声大于天”的农村，让一位女性承认以前当过“慰安妇”比登天还难，调查工作迟迟没有进展。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张双兵无意中在报纸上看到日本向战时中国劳工赔偿的报道，这让他兴奋不已，心想：为老人们申冤诉苦的时机到了。经过十几年的“穷追猛打”，老人们慢慢对张双兵敞开心扉，家属们听说有赔偿态度也缓和很多，张双兵的工作终于得以展开。

然而2007年4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宣布终审判决败诉。道歉没了，赔偿泡汤，一些老人的家属迁怒于张双兵。张双兵为此受尽各种委屈，遭到过暴力行为，也曾在大年三十接到法院传票，要求赔偿名誉损失费……“唉!”张双兵长叹一口气。采访时遇到不好表达的地方，他就会叹气。那一声声的长叹中，听上去蕴含了千万个故事。

记者采访当天，是《大寒》中第127位“慰安妇”曹黑毛老人的头七。张双兵抹着眼泪对记者说：“我彻底没妈妈了。”更让他痛苦的是，他“食言”了。张双兵说，很多“慰安妇”老人在日军暴行下丧失了生育能力，晚年生活十分凄惨。他曾经承诺过，一定要让日本政府站出来道歉，并给她们经济赔偿。

“有时候会不会有点儿无奈?”《环球时报》记者问道。“唉，我是无奈得很，不是有点儿!”张双兵眼中含泪说：“我今年65岁了，有心脏病，身体不好，经常感觉力不从心。可我还是放不下这件事，这辈子都陷进去了。有生之年我一定要给老人们讨回公道，活着一天，就抗争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