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莹：峰会后，俄向前看美向下看

美俄领导人会见后，特朗普承受了国内巨大的压力和汹涌的批评，但后续的“张力”也正在陆续显现。积极方面包括：特朗普宣布邀请普京今秋访美，美俄国防部长或将举行近三年来首次会谈，俄国防部表示要落实赫尔辛基会见达成的在国际安全领域的共识。

但更多美国学者对赫尔辛基峰会后的美俄关系发展有两个基本判断：一方面，美俄关系不会在短期内发生质变，会见的象征意义要大于实际成果;另一方面，从防止局势再恶化、促进关系正常化的角度来看，美俄已然迈出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但欲速则不达。

从历史来看，美俄(苏)高层会晤的确会对双边关系发展轨迹造成一定影响。例如，2009年奥巴马肩负“重启”重任访问莫斯科，并会晤时任俄总统和总理的梅德韦杰夫和普京。虽然签署《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梅德韦杰夫访美等事件让美俄关系一度缓和，但2011年叙利亚内战、2014年乌克兰和克里米亚危机让美俄关系再次跌入低谷，从此在“新冷战”的阴云中一蹶不振。此次特朗普与普京会晤，不知是重复历史，还是创造未来。

从现实来看，除了在地缘政治和安全战略上的固有结构性矛盾，美俄国内政治差异造成的影响愈加显著。

首先，美俄在政治价值体系上的差异造成两国对此次特普会的评价和期望大相径庭。相比美国上下对特朗普在赫尔辛基捍卫“美国利益”不力的挞伐，俄方则对“虚实兼备”的会议成果表现出了带有不确定性的期待。相比莫斯科积极“向前看”，华府更看重眼前“底线”：俄罗斯是否会从乌克兰撤军、是否停止在叙利亚的敌对行动、是否承认干涉美国总统大选——这些问题不解决，美方就不会打开对俄合作之窗。

其次，外交决策结构的差异，限制了美俄领导人在关系改善进程中的主观能动性。相比普京在俄罗斯外交决策中的核心地位，特朗普推行自己外交理念受到多方掣肘。在领导人或精英动员型政治模式下，莫斯科倾向认为赫尔辛基会见会带动一场自上而下的改变，但在美国政界学界看来，特普会的最大成果只是启动了“顶层按钮”，两国能否实现关系正常化，关键要看外交决机构如何具体运作。

因此，早在特朗普和普京会见前，美国一些学者和官员就提出了“两手政策”：一面继续实行包括加强对俄制裁、参与解决乌克兰危机、干预俄欧能源贸易、抵制俄在叙利亚的盟友伊朗等在内的传统政策;一面敦促政府就保留《中导条约》、延长《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依据《明斯克协议》解决乌克兰危机等眼下最为紧迫的具体任务与俄罗斯协商，更提出了在总统会见后建立定期、有效的高层联系和工作委员会机制、确立两国安全部门的密切合作、不设限地开展全面对话谈判的建议。

美国政界认为，这些后续跟进工作比总统的寒暄示好更重要;甚至还有人指出，要想实现美俄关系的正常化，只能等到“后特朗普”和“后普京”时代，根本不能只依赖领导人的作用。

美俄之间不乏紧张因素，但无论是美俄两国，还是身处国际关系格局巨变中的其他国家，都应清楚大国之间不希望发生战争的“底线原则”。特普会终于成行，既反映了当前国际体系的复杂性，也展现了新时期大国关系构建的灵活性。(作者是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