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评：中国法律不可能纵容恶意制造对抗

三年前，有少数律师行业的从业者因热衷在中国搞政治对抗，触犯了法律，受到依法处理。西方一直抹黑中国的治理，美化那些人的违法行动，中西价值冲突围绕这件事形成一条持续的新线索。

就在这两天，西方一些驻华使馆在社交网站上再次发声，甚至搞支持那些律师的活动，或捧他们为“英雄”。西方有的国家近来不断指责中国对它们开展渗透、干涉，而这些帽子扣到它们针对中国内部事务的表现上才真叫恰如其分。

人们都还记得，2015年5月，黑龙江发生庆安火车站事件，之后少数律师煽动群众与政府对抗，将他们非法从事与律师职业不相符的政治对抗活动推向高潮。

前几年，中国社会上出现了一些人，他们非常崇尚西方政治治理模式，不仅鼓吹中国应全面效仿西方，而且将这种愿望付诸行动，除了通过社交网站搞宣传，还借社会上发生的一些冲突开展动员，与中国宪法的基本精神背道而驰。

少数律师从业者成了那个圈子里的代表性人物。他们自称“死磕律师”，用西方法律思想对中国宪法做误导性解读，给他们在中国从事政治对抗和法律抵制制造道德筹码，他们因此成为一些西方力量在中国最忠实的盟友。

客观说，很多人当时就有直觉，少数“死磕律师”的做法在中国行不通，他们在挑战中国的基本秩序，试图“发动群众”，对中国进行颠覆性改造。他们那样做的法律风险也是明摆着的，但那些人抱了一种幻想：西方能保护他们。

结果大家都看到了。做过头的事情，尤其是自欺欺人将违宪称为“为宪政奋斗”的那些勾当，终究要付出代价。少数“死磕律师”的悲剧再次证明了这个道理。

中国的现代社会建设不能通过蓄意制造冲突来实现，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包括更长时间经验反复证明了的。新中国以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本，这一宗旨坚定不移，但如何在近代以来一度严重落伍的这个国家推动这一进程，是非常复杂的工程。

事实证明，政治上模仿西方的路在中国走不通。我们唯有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这个大方向上开展各种探索，才不会犯大的错误。

其实跟着西方跑，借着中国社会的开放潮搞政治对抗，并在此过程中寻求西方的支持，这从方法论上说挺简单的。它要的就是胆子，拼的是运气，相当于赌博。前些年有的人把这看成一种成功之道，以这种方式自我炒作，谋取利益。

中国真正需要的担当是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在社会各个层面创造性地具体化。我们既要反对西方的政治治理元素向中国渗透，又要防止为了抵制渗透把中国社会管得过严，导致活力的丧失。而如何在中国体制下不断开辟民间的自由空间，实现对中国人才智和各种建设性的最大释放，这必将是中国社会建设的重大主题之一。

中国必须朝着这个方向不断完善工作，既要防止治理在某个角落的缺失，又要防止可能扼杀社会内在积极性的简单刻板管理。这是非常艰巨的挑战，来自各个方向的压力和冲击都有可能干扰这样的探索。

以少数“死磕律师”为代表的那一小拨人实际上对上述探索造成了严重滋扰，增加了社会提高警惕的压力。他们事实上不但不是中国进步的推动者，而恰恰是破坏者。

中国的社会建设必须有助于加强党领导下的社会团结，同时形成不断释放民间活力的机制。而这种探索一定要在宪法的大框架内进行，因为只有这样的探索才有意义，其成果才能被发扬光大。关于这一点，我们全社会必须有清醒、坚定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