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文林：中国崛起需要怎样的哲学指引

国家间的博弈和竞争很大程度上是战略境界的竞争。一个国家战略水平的高低，首先取决于其对国际政治基本规律的把握程度;而能在多大程度上认识和把握这些规律，又取决于用何种哲学思维作指引。尤其在核武时代，大国间直接爆发战争的可能性空前下降，大国间竞争日趋转向战略竞争。

美国学者约瑟夫·奈说：“我们的选择显然受到我们头脑中的价值观念、偏好以及理论等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显而易见，也可能是朦朦胧胧的。”不管承认与否，研究者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依据某种理论认识客观世界，一旦理论范式和哲学体系出了问题，研究者便可能以偏概全，甚至本末倒置，误导国家决策。因此，以何种哲学作为理论指引，直接决定战略思维和研究水平的高低。

这种哲学思维优劣之争，首先就是唯物论与唯心论之争。许多西方理论都存在唯心论倾向。西方历史可以说是唯心主义的历史，因为西方所依赖的是根据理论建立的模型。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运用与现实完全无关的神话与想象，构建了一个理想中的政府，而一旦架构完成，这个理想的政府模式便在现实世界中付诸实践。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现实主义、理想主义、建构主义是最流行的三大学派，现实主义接近唯物主义，但喜欢用静止、机械的形而上学眼光看问题，比如沃尔兹所说的“结构”就是静止不变的，因此它可以解释常态性现象，却无法预测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衰落灭亡。理想主义和建构主义，则是“明目张胆”的唯心论。

用唯心史观引导和观察世界，就像从镜子中看世界：表面上它观察到的与现实世界无限逼真，但终究是“水中月，镜中花”。用这种歪曲现实的唯心主义指导外交战略，只会缘木求鱼。

苏联在没有外敌入侵的情况下，却像纸房子一样自行崩溃，根本原因就是苏联的指导思想出了问题。在西方形形色色的和平演变宣传下，苏共领导人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引，消解了社会主义的正当性和正义性。苏联高层从否定斯大林到否定列宁，直至戈尔巴乔夫在“新思维”指引下否定“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最终导致苏联解体。同样，近年来美国“单极霸权梦”破灭，国力转衰，也与哲学的贫困和战略思维的拙劣有关。美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就是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这场战争的指导思想——新保守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唯心哲学，其最大缺陷是用主观去衡量客观，无视意图与能力之间的巨大反差。

值得警惕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在全球推销以唯心论为指导的发展药方，结果导致其他国家丧失自主发展能力。

政治上，典型表现就是灌输西方民主，将上层建筑层面的民主制度吹得天花乱坠。一旦对象国上当受骗，将“民主化”作为实现发展繁荣的决定性因素，结果往往是政局动荡、经济萧条，“阿拉伯之春”变成“阿拉伯之冬”就是典型例证。经济上，则是大力推销新自由主义教条，将其描绘成提高经济效率、实现更快发展的关键。事实上，这种理论是一种纯逻辑的推演学说，它剔除了两个重要维度——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脱离特定背景谈论自由贸易或市场竞争，就像医生在没诊断的情况下讨论治疗方法一样不靠谱。这些抽象原理被运用到复杂现实中，带来的往往是残酷的剥夺、饥荒和严重的社会问题。在社会文化领域，美国成功打造出一套以“现代化理论”为核心的社会科学体系，这种理论体系巧妙镶嵌了美国价值观，第三世界国家只要接受“现代化理论”，便会自觉不自觉地走上以西方为模本的发展道路。放眼世界，真正按照这种“现代化”药方实现有效发展的国家，寥寥无几。

有比较才能发现真理。相比于形形色色的唯心论，马克思主义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之上，更接近客观本质，可为提升研究水平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引。人类生存每天都离不开衣、食、住、行等物质必需品，只有吃饱穿暖，才能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活。国家的生存和发展遵循同样的逻辑。能源、粮食、领土等基本要素得到保障，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民众才能安居乐业。当年西方国家走“上坡路”，其指导思想都是唯物主义。毛泽东说过，“英国曾经出现了培根和霍布斯这样的资产阶级唯物论者;法国曾经出现了‘百科全书派’这样的唯物论者;德国和俄国的资产阶级也有他们的唯物论者。”新中国能在短短几十年内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乃至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就是因为我们始终坚持唯物主义立场：先是通过工业化，为积弱积贫的新中国打下钢筋铁骨，实现“站起来”的目标，进而通过改革开放“富起来”，并正在实现“强起来”。

当前，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接近世界舞台中央，同时面临的挑战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复杂。正所谓“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坚持唯物主义哲学观。在当前中美贸易战背景下，中国更应认识到，发展壮大民族工业才是制胜之道，为此我们必须坚持自主创先战略，为中国崛起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