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艳东：面对犯罪低龄化切忌头疼医头

近日，湖北孝感一初中女生遭到未满14周岁的男同学持刀劫持并遭强奸威胁、身体多处被割伤一事引起舆论关注。事发后，当地派出所以行为人不满14周岁为由不予立案，行为人也不负刑事责任。

类似未成年人的危害行为不断引发公众关注，如2015年10月湖南也发生过三名留守儿童(最大的才13岁)杀害女教师案。由于儿童早熟和不良信息泛滥等原因，犯罪低龄化是一个世界趋势。

如何应对少数孩子的危害行为？有观点主张应当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因为一些西方国家，如美国部分州的刑事责任年龄是12周岁;而且，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孩子普遍早熟，认知能力逐渐提高。

笔者认为，即使有更多理由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但是对于未成年人，教育比刑罚更正当。

首先，中国对未成年人的教育理念与西方不同，未成年人的危害更应当归属于教育缺失而非个人恶性。西方有些国家的刑事责任年龄比中国低，如根据英国法律，承担刑事责任年龄的下限是10周岁。在西方，未成年人的独立性更强，社会制度鼓励孩子的自我意识，尊重孩子的自我选择，未成年人受家庭监管的程度远不及中国严密。当未成年人犯罪时，在西方国家可以更多地解释为个人责任。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父主义”盛行，子不教父之过，未成年人的危害行为更应当被理解为家庭责任的缺失，而不是把错误完全归咎于个人并将其送入监狱。

其次，对未成年人犯罪的世界趋势是宜教不宜罚。对成年人，法律关注的是现在——行为及结果;而对未成年人，法律更应关注的是未来——重返社会。事实上，未成年人的犯罪多源于教育缺失和场景刺激，特定场景和原因消失了，多数未成年人日后仍然会变成守法公民。马汶·沃尔夫冈教授的实证研究发现，只有6%不加管教的少年犯会成为累犯。也正因此，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强调，处理触犯刑法儿童的方式应在于促进他的尊严和价值感，目的是使他们重返社会。过早将未成年人投入监狱，与社会隔离，会导致其丧失适应社会能力、缺乏工作能力，同时在监狱内“交叉感染”。这些因素都会促使未成年人出狱后更容易走上歧途。显然，对未成年人适用刑罚会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

最后，不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不等于无视未成年人的危害行为。我国刑法规定：“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目前，由于收容教养制度沦为空文，对未成年人的强制教育制度缺失。我们要做的，不是修改法律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而是建立起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处分、社区矫正等强制教育制度，让教育缺失的未成年人在国家监督、社会教育下成长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

爱与罚是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多建一所学校，就可以少建一所监狱。德国刑法学家李斯特断言，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而对于未成年人，最好的教育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作者是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互联网法律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