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静钧：建设信用社会咋还成了威胁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近日一份报告称，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不仅仅给自己的公民“打分”，从而控制其言行，其影响力还渗透到国界线以外，波及外国企业和机构。报告的执笔人霍夫曼称，该体系“有直接干涉别国主权的潜在危险”。

社会信用体系，是任何一个法治国家和市场经济体都会认真建立与健全的社会治理工具和公共法律。未来理想中的成熟社会系统，就是一个成熟的社会信用系统为基础的大成社会。我国从无到有，计划到2020年基本建成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信用体系。这是在参照了美国的市场主导型模式、欧洲的公共征信和私营征信并存模式、日本的企业会员制模式等一系列西方经验，再结合中国特色、中国大数据科技实力等，致力打造的一项宏伟法律工程。任何与法律问题有关的立法意见、执法经验、司法判例，都可以在开放的知识体系基础上畅所欲言。毕竟这一法律工程尚在建设中，只要是善意的，都会得到积极的回应。

在我国还没着手建立信用社会之时，就有一些西方人士不怀好意地批评中国是“人治”社会，以有无“信用社会”来判断中国是否为他们认为的“良治国家”，并以祖师爷的姿态指指点点我们该怎么立法。而一旦我们认真开始这一法律工程，通过学习和借鉴全球各地成功经验，开始打造一整套符合国际社会规范的社会信用体系，出台一系列与社会信用建设有关的法律法规，并开始以“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的法治精神认真执法之后，一些西方媒体和学者的噪音开始集体转向。它们对本与它们的信用版本并无实质不同的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发起了一连串政治攻击和政治污蔑，称这是监视国民的“奥威尔式”统治，甚至把这一波我国民航管理机构规范外国航空公司地名标注的法律实施行为，也抹黑为针对别国的政治与意识形态侵略。真所谓，我们跟他们讲历史事实时，他们就跟我们讲法律技术。我们讲法律技术时，他们又讲政治立场。一句话，中国做好还是做坏，都不会讨得某些洋大人的欢心，他们只不过就是抱着政治上的偏见，找法律的茬儿，这是我们要坚决反对的。

中国的和平发展，总是被一些西方国家视为二战以来由它们把持的国际体系下的异质与解构因素。它们总戴着政治偏见的有色眼镜在布控对中国的遏制，总是以制造些刺激中国的政治事件为乐事，总能在中国所做的任何事情上泼点政治污水。如中国帮助非洲发展，它们就说是“新殖民主义”，中国以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发出“一带一路”倡议，他们就说是中国在走扩张主义。中国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提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观念，他们就说是中国在复辟明朝的朝贡体系。抹黑中国，已经成为某些西方势力的习惯性姿势，只要政治偏见不除，很多事情真的是“鸡同鸭讲”，谈不到一处的。我们大可不必以某些洋大人的“惊诧”而乱了方寸。(作者是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