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民：从“吴音宁事件”看民进党与社运团体的“民社关系”

民进党以社会抗争、抗议与推动社会运动起家，与社运团体存在着密切关系，而且过去主要以反国民党为主要目标，进而形成政治同盟关系。民进党执政后，社运团体出现新的变化，过去与民进党结盟的社运团体或社运人士，不是政党化（如成立时代力量党、社会民主党等），就是加入民进党的权利体系，成为绿色阵营的一部分，台北农产运销公司总经理吴音宁就是典型代表。在吴音宁担任该职不断出现重大争议之后，蔡英文不是撤换消除争议，而是下令要政党合作保护吴音宁，更让外界不解，蔡英文为何以全力保护一个没有能力、存在社会重大争议的小女生？

外界多有解读，但尚未给出确切、令人信服的答案。关键在于不了解民进党与社运的关系。过去几十年来，以社运抗议起家的民进党与社运有密切关系。早在1987年5月同，“新潮流系”在民进党内主导成立了“社会运动部”。依据黄德福研究，在1983年到1987年的170个政治抗争中，党外运动成员（后来大多民进党成员）参与了其中的90件。后来，“民进党不仅成为重要的政治组织，更由于“新潮流”对于劳工运动和环境运动的渗透，使民进党成为许多社会运动具有直接的影响力”（苏彦斌、吴亲恩，“台湾地方层级社会抗争之解析”，《台湾政治》学刊，第21卷第2期，2017年12月）。上述研究同时指出，在“在太阳花学运”中，民进党籍“立委”除以实际的动员全力支持之外，民进党籍县市长对于马当局调派地方蔡力支援维持程序多持反对态度。

吴音宁的意外崛起，不只是因为她过去是一个小文青，写过几本书，关键是她与社运重要组织“农阵”密切相关。“农阵”，全名是“台湾农村阵线”。如果仅名字观察，是一个非常好的社运组织，关注农业与农村，关注弱势团体。然而，这却不是一个由农民或农业专家组成的、真正关心农业农村的农运社会组织。

它诞生于2008年马英九上台执政之初（2009年前后），参与者包括了社运人士、学者、知识分子、大学生、政治人物等不同领域的人士。吴音宁早期因从事社运工作（她是“野百合学运”的参与者，因此与绿营建立了密切关系）及关心农业问题，成为“农阵”重要成员之一。“农阵”虽然关注台湾农村与农业，但其农业理念则是追求“小农经济”与“自然经济”，特别是它自建立之日起就与绿营、民进党政治人物有密切关系，吴的好友民进党“立委”林淑芬等是其成员，因此这是一个“绿色社运组织”。

“农阵”从反对马执政时推动制订“农村再生条例”为发端，开始了社会抗争行动。其中又以“反苗栗大埔事件”打响知名度，此后参与了一系列社会抗议或抗争活动，并提出“今天拆大埔，明天拆政府”的口号，其中有许多大学生参与其中。特别是“农阵”也是“太阳花学运”的主要发动者、组织者与参与者之一。由此发现，参与“太阳花学运”的“农阵”等是民进党的重要支持者，也是把蔡英文、民进党送上执政舞台的重要力量。这就为日后民进党执政重用“农阵”等社运人士的重要背景。

蔡英文上台执政后，不仅任人惟亲，而且任人惟绿，不仅家族多人委于重任，而且给曾支持民进党的许多绿营人士、公民运动组织者或参与者等提供各种可能的职位与高薪机会。其中，“农阵”许多成员进入蔡的权力体系。“农阵”发言人蔡培慧，早就成为民进党“不分区立委”，“农阵”骨干、没有企业经营经历的吴音宁成为坐领高薪的台北农产运销公司总经理。另外，“农阵”重要成员姚量议出任台北畜产公司总经理、陈吉宁出任“农委会副主任”、詹顺贵出任“环保署副署长”、曾旭正出任“国发会”副主委。可见，“农阵”成为蔡英文的“人才摇篮”，台湾出现一批新的“绿色政治新贵”。

对于吴音宁等一批社运人士成为民进党重新执政后的“政治新贵”这一社会现象，民进党前“立委”林浊水也看不下去，发表文章认为，“社运人士在政治领域冒然出线，占着政务位置，进行高强度的政治性分配 ，却又对政治生疏、不屑，因而左支右绌，荒腔走板，成为政治丛林中的小白免”，并认为吴音宁事件根本是蔡英文“特异权力运作架构形成系统性危机的局部呈现”。

吴音宁，1972年出生，台湾漳化县人，东吴大学法律系毕业，曾任《台湾日报》记者，著有《蒙面丛林》、《白米是炸弹客》、《江湖在哪里？台湾农业观察》等，是一个小有名气的作家。她自小受社运影响，逐步走上了社运之路，进而与绿营建立了密切关系。她是早年参与“野百合学运”的学生，而今天台湾政界许多绿营政治精英如民进党籍县市长或“立委”等均是“野百合学运”一代的参与者甚至组织者。后来她又成为新一波台湾社运（“农阵”）与“太阳花学运”的重要参与者，为她在民进党执政后座上台北农产运销售公司总经理大位积累了政治资本。

如果吴音宁继续她的文学创作甚至单纯从事农运，也许会成为一个好作家，有另一番人生境界。但因蔡英文的“乱用人”（当然是为了政治酬谢），让她出任没有任何管理经验、关系台北市民菜蓝子的台北农产运销公司总经理这一重要专业职位。正是因为业务不熟，没有管理经验，才会出现春节前后两次不休假造成的菜价大跌，却无力面对外界质疑，多日神隐不出面，引起民怨与争议。随后她又因多次重要决策或处理不当，持续引起争议。

蔡英文本来就此换人，平息事端，是最好的选择。可是蔡英文竞然直接出面，力挺吴音宁，在民进党中常会下令要政党部门协助支持，帮她进行“政治攻防”。随后，多个绿营团体也公开支持吴音宁。

“吴音宁事件”充分揭示了民进党与台湾社运团体的相互合作与支持关系，形成一个新的“绿社关系”，也是蔡当局执政后社会政治裙带关系的集中反映。这不只是台湾民主政治的倒退与衰败，而且是台湾社运发展的失败与重要转折。蔡当政后，曾经十分活跃的公民团体或社运组织或社运社运人士，不再抗议，不再反对，甚至曾在农业领域活跃的“农阵”对蔡当局不当的农地违规建厂等政策也不再表达反对意见。特别是环保运动知名人士与“农阵”成员出身的“环保署”副署长詹贵顺在审议民众强烈反对的深澳电厂环境评估时投下赞成票，已彻底背叛了他的环保理想，成为执政党的政治花瓶。“太阳花学运”的许多学生领袖成为时代力量党与民进党的青年干部或其“立委”助理等。如今岛内社运有显著的“去政治化”与“脱职业化”特征，不再是过去几年以反“反马”、“反蓝”与“反中”为主体的社运团体组织，不再是流行的职业社运人士为主，不再有绿营幕后操作与支持，基本上是不同利益受损群体的权益抗争，没有政治力特别是蓝营的介入，抗议活动虽多，但规模与影响下降。未来台湾社运发展与变化仍需持续观察。（王建民，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福建闽南师范大学两岸一家亲研究院名誉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