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柱：发展中国家难跨新数字鸿沟

数字经济时代，国家主导的数字经济政策将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传统新自由主义发展范式，政府在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以二十国集团为代表的世界主要经济大国，纷纷加码数字经济发展。《经合组织2017数字经济展望报告》显示，有2/3的成员国已经推出本国独立的数字经济发展战略。

相比新自由主义模式下，政府在产业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无为”表现，数字经济发展初期依赖政府进行有效的市场干预，通过大量财政资源投入引导市场资源流向。各国政府在制定本国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的同时，表现出明显的市场干预主义特征。即便市场化程度最高的美国，为打造美国人工智能产业竞争高地，也积极投入弥补市场投资空白领域，先后于2013年和2016年推出先进制造业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规划，体现了极为明显的产业扶持特征。

传统工业国正通过推动数字化工业战略重塑全球制造业领导地位。美国在人工智能化领域独占鳌头，而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英国等传统工业国在数字化转型方面也进行了积极探索。

由于数字经济具有典型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特征，需要在高速宽带、数据存储、算法应用等领域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研发投入。对于大部分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而言，数字化转型将面临严峻的资本与技术缺口。政策竞赛背景下，受到国家间技术和资本资源禀赋差异的影响，国家间数字政策竞争将进一步催生世界经济失衡。

传统信息技术发展模式下，南北方国家间的“数字鸿沟”主要发生数字技术使用的能力差异及因此产生的知识获取能力鸿沟。实际上，由于数字技术代际更新速度快，发展中国家仍然可以较低成本获得次新代技术。传统“数字鸿沟”对发展的影响并未有想象中的差别大。比如，即便在最不发达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几乎都可以借助不断普及的互联网技术和不断降低的通信成本，获得最即时的信息。尤其是现代移动通信终端的普及极大降低了这些国家获取知识和技术的门槛和成本，最初担心的所谓“数字鸿沟”并未对世界发展差距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相比之下，“新数字鸿沟”主要体现在信息技术与传统产业融合基础上产生的生产能力差异，其将对国家间产业竞争力和世界经济发展格局分化产生实质性和长远性影响。在发展中国家尚未有效实现工业化之前，这些国家数字化战略的有效实施将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若缺乏实体产业基础，数字经济的发展将可能使得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朝向“过度服务业化”方向调整。比如，网络娱乐、移动支付和电子商务等消费场景领域的数字经济发展一定程度上造成经济繁荣假象，并未有效形成相关国家参与世界经济体系的产业竞争力。由于缺乏实体产业，发展中国家的服务业发展通常建立在劳动力再生产服务和非生产性耗费服务基础上，这类服务业发展将会进一步抑制实体经济的发展，“新数字鸿沟”问题将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更为突出。(作者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