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木：怀念大学同学“山羊”，心里酸楚

父亲节刚过，谨将此文献给现任和候任父亲们，让大家认识一位历经沧桑的父亲。

“山羊”，是我一位大学同班同学的绰号，真名范国瑛。算起来，他离开我们快20年了。

刚入学时，19岁的他下巴上竟有一撮小胡子。这个特征很快被同寝室的伙伴抓住，送他绰号“山羊胡子”。他欣然领受，遂在全班传开，并简化为“山羊”。

山羊口吃，吐字慢且重复，别人一分钟说完的话他得两分钟，起初很让人不耐烦，慢慢地觉得话从他嘴里磕磕巴巴说出来，倒别有韻味。说来也怪，他唱歌、朗诵、说台词一点也结巴，浑厚宏亮的嗓音，标准的普通话，成为班上绝对的文艺骨干。有一年，我们班为全校奉献了一台话剧《伊索》，深得好评，山羊正是伊索扮演者。大家都夸他特别入戏，形神兼备，把个伊索演活了。尽管谁也没见过伊索，但想象中的伊索就该是山羊演的那样。

要说性格，山羊是讨人喜欢的那种：随和、幽默、调皮，有时喜欢搞点恶作剧。譬如，他就敢在男生宿舍走廊里伸开双臂挡女同学的路，让她们从他腋下通过。又如，在饭厅吃饭，他端着碗走来走去，嘻嘻哈哈地从女生碗里挑肉吃。男女同学都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因为他是山羊。

就这样，他虽然没当过团干部班干部，但在同学心目中挺有地位，经常被念叨。

1964年从新闻系毕业后，山羊被分配到复旦大学西方政治经济研究所，我则在该所读研究生。我俩从同学关系变成师生关系，但情分依旧，当着熟人的面，仍然是我喊他“山羊”，他叫我“马逗”。

研究所独占位于校园西南角的珮琳院，所里虽然在小楼里为每位研究生安了张桌子，但因为要上课和先后下乡劳动，我跟山羊聚谈的机会并不多。文革开始不久，听说他父亲被打成“逃亡地主”，一向开朗乐观的他变得郁郁寡欢，沉默寡言。1967年8月，我到北京不久，又得知他与人私下议论时政，说了些犯忌的话，被告发，受到批判。其心境之凄凉可想而知。

文革结束后，山羊调换工作回到北京，去社科院一个研究所上班。虽然各自所在的单位相距很远，但我俩的交往却多了起来。这有个缘由：我研究生时的同学老梁与山羊交情甚厚。老梁本来已留在研究所，但上海市革委会做了个荒唐的决定，不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凡1967年以后毕业的，一律下基层，不准留在学校和机关，老梁便去了上海录音器材厂。该厂是全国同行业的龙头老大。老梁人聪明，懂经济，数学好，入厂不多久就成了骨干，厂长每次到北京汇报工作都带上他。老梁凡到北京都抽空到我这里看看。一接到老梁要来的电话，我马上喊山羊早点过来，一是聊天热闹，二是让他做饭，他炒菜有一手，远为我所不及。

山羊脑子灵，又勤奋，业务上很快就出了成绩。有一次，他带来一本大书，有几百页，是他的译作。我翻了翻，多半看不懂。翻译这样深奥的科学著作，得掌握多少外语辞汇，该有多丰厚的知识储备!那次，我跟老梁把山羊狠狠夸了一顿。

后来他又被调到研究所下属的一家杂志社。据山羊说，该杂志的编制是14人，但大伙纷纷离职，人最少时只有他一个。从约稿、编稿、校对到送工厂印刷，全由他一个人扛着。工作压力大，加上糖尿病加重，其健康状况每况愈下。有一次，他说视力不好，看半个小时稿子，眼前就一片模糊。我们劝他别这么不要命，干脆请病假。他摇头叹息：“不行啊，我得评职称，只有评上正高才能分到房子。”不知他何时评上正高，但我和几位同学最后一次去他家时，他还住在5楼的两间半房子里。那时他已双目失明，但还执意要自己为大家泡茶。看他摸索着、颤抖着冲水浸茶的样子，心里一陣悲凉。

大约山羊去世前两三个月，突然接到他病危的消息，我和老蒋急忙赶到医院，见他可以吃东西，还能坐起来说话，很后悔因信息不准没给他带些吃的用的。一番寻摸，老蒋从包里翻出某杂志社寄给老余的稿费，我则从口袋里找出单位刚发的月奖。山羊死活不肯接受，我便从领口塞进他的内衣。他竟大哭起来。与山羊诀别的这一幕真叫刻骨铭心，快20年了，至今清晰如昨。(劳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