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德文：基层治理法治化任重道远

近日，河南兰考县惠安街道办制定的《惠安街道办红白喜事操办标准》引起舆论关注。其中提到，订婚彩礼不超过两万元，索要彩礼过多者，交公安机关调查，严重者以贩卖人口或诈骗论处。对于此说法，当地政府在回应舆论时承认，考虑不严谨，缺乏法治思维，下一步将进行修改完善。我们认为，兰考县惠安街道办的回应虽然诚恳，但也说明基层治理法治化任重道远。

当前，我国基层社会正处于巨变过程中，很多新型社会矛盾涌现出来，基层治理任务陡然加大。一方面，社会新矛盾并未纳入传统治理轨道，基层政府很难通过既有治理方式加以应对;另一方面，这些矛盾又真真切切地影响着社会安定和谐，基层政府有责任及时回应群众诉求。这些年来，不仅在兰考，在广大中西部农村地区，天价彩礼、人情负担过重等问题，已严重影响农民的生活质量，并引起系列社会问题，到了不得不治的境地。问题在于，类似问题大多不属于法律可控的事务，而属于基层治理中的“法治剩余”事务。但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乡村社会内部规范又失去了制约能力。这就导致转型社会问题一旦出现就容易迅速蔓延，稍加不慎就会引起社会安定团结问题。

然而，强制干预甚而错用法律来规制移风易俗事务，显然是矫枉过正。动不动就用法律和行政措施，事实上是一种惰政行为。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经验之一，便是要用说服的手段，而不是压服的方式来化解社会矛盾。移风易俗是一件关于人心改造的工作，工作难度大，持续时间长，极其考验基层政府的耐心耐力。但也正因为此，才真正体现出基层治理的能力。应该认识到，随着法治政府建设的不断深入，法律和行政措施受到严格界定，大量基层治理事务不属于法律干预的对象，不能随便启动行政和法律的手段，而要依靠耐心细致的群众工作。

法治化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向。基层社会治理往往更为复杂，对法治化的要求也更高。因此，基层政府尤其应加强法治建设。简言之，欲建设法治社会，先建设法治政府。只有基层社会治理真正融入了法治思维，规范法律在社会治理中的适用范围，依法行政，让那些“法治剩余”事务通过群众工作，而不是行政、执法方式去解决，法治政府才真正建成。(作者是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