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拯：中国改革的“包容型智慧”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来，中国向全世界展现出一种独特的改革逻辑，超越了人类积累的经济社会知识既定模式。但长期以来，人们总是习惯于以西方的理论来看待中国改革，甚至以西方为模板对中国的改革进程进行评价和剪裁。这样的错位形成了一种奇怪的反差：中国改革明明在不断取得成功，但总是在理论上被说成是错的。因此，理解中国改革，需要走出“西方中心观”和“被表达”“被代言”的困境，以中国的方式讲好中国改革故事，才能把中国的发展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

回归中国传统来理解中国改革，从传统文化中寻找思想资源来理解中国改革，对于正确解读和探寻中国改革的成功之道，非常有必要。其中，渐进传统和中庸文化又是两个不可或缺的密码。中庸文化在实践中体现为一种包容性的思维方式，翻开改革40年的历程，可以发现包容思维和中庸之道贯穿其中，为讲好中国改革故事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认知框架。

比如说，在农村改革过程中，农民的自发创造与政府的理性设计良性互动，形成了“改革的二元动力结构”，这是动力的包容;在价格改革过程中，增量改革和价格双轨制，用双轨的形式向市场价格机制转变，这是路径的包容;在整个改革过程中，各地根据不同区域特点选择多样的发展模式，这是空间的包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历史性结合，更体现着中国人善于驾驭矛盾复合体并进行优势互补的包容性能力。中国在改革方案的设计中，不偏向任何一个极端，遵循混合至上、执两用中的方法论，形成了各种元素相互抵消缺点而又彼此激荡优点的“混合优势”。

贯穿于其中的独具东方和中国特色的“包容型智慧”，具有普遍的启发意义。这体现为一种实践思维，主张一切从实际出发，从一开始就没有接受任何一种理论的预设，也不会从一个抽象的起点进行逻辑的演绎，而是考虑到具体的时机、情境和场景，根据解决问题的现实逻辑灵活选择策略组合。

这也是一种辩证思维或者说中庸思维。中庸思维认为，每一种经济元素或经济理论，都同时具有合理性与局限性的一面。因为具有合理性，所以需要在实践中发挥其长处;因为具有局限性，所以不能将其绝对化，而应该注重与其他元素进行综合运用，形成优势互补。

这还是一种渐进思维。渐进改革不追求用一种“创世纪”的办法，彻底打破旧体制，并一步到位建立新体制。它主张在旧体制与新体制之间进行一种有步骤的过渡办法，不追求每一步都达到最优，而是通过每一步的次优选择，不断逼近最优状态。

当然，“包容型智慧”还体现为一种系统思维，形成改革的协同效应。中国改革40年，从战术上看，无疑是以小切口带来大转变;从战略上看，各方面的改革呈现出一种相互关联、统筹推进的关系。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了产权改革、国企改革、政府职能改革、收入分配改革、财税体制改革、社会保障改革等一揽子的改革任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了60个方面、336项具体措施，就是要搭建改革的四梁八柱。

《中庸》有言：“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改革40年正青春。今天的中国不乏精彩的故事，缺乏的是精彩的讲述。以“包容型智慧”挖掘中国的改革哲学，既传承中国文化、极富中国特色，又能够为世界共同接受，这正是在认知层面走出“西方中心观”的一个积极尝试，也是建构中国话语体系的一个契机。(作者是人民日报评论部编辑、《中国的改革哲学》一书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