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晓秋：对“特朗普现象”的再认识

自去年1月20日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以来，美欧一些自由派学者、主流媒体人士对他的政策做法提出批评就一直没有间断过。同时，对英国“脱欧公投”后2016年美国大选中刮起并蔓延到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特朗普旋风”(Trump Whirlwind)或“特朗普现象”(Trump Phenomenon)，他们也发表了一些各自分析的看法，认为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就是倒退到“孤立主义”状态的做法，放弃了领导世界的责任，损害了西方联盟的内部团结，造成世界更加分裂和混乱，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阻碍了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发展进程。那么，究竟该如何看待“特朗普现象”呢？

所谓“特朗普现象”，可分为两个时期：一是指美国大选期间特朗普在竞选中非同寻常的表现，他漠视共和党阵营建制规矩，采取了反传统套路的竞选策略和手法，且出乎意料地赢得选举，让人们大跌眼镜。二是指特朗普就任总统后在内政外交施政上令人迷惑和难以捉摸的表现。

特朗普总统的经历个性、言谈举止、施政风格和政策特点，的确与人们所见的最近几任美国总统很不一样。特朗普政府的执政环境也不同于前几届政府。在国内，他要面对“通俄门”调查和国会民主与共和两党的尖锐争斗，以及主流媒体对他持续不断的批评和作对。在国际上，他要面对奉行“美国优先”和采取诸多单边行动引来的盟国与非盟国的不满和抗议。但毋庸讳言，特朗普执政以来的所做作为，正在影响和逐渐改变冷战结束以来人们对全球化与当代国际关系的思维认知方式。其执政理念和行为方式大致有这样四个特征和趋向。

第一，对国家与国际关系的理念是保守和倾向于传统的。特朗普信奉“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和“以实力求和平”，从商经历与经验使之坚信市场及竞争，必须在竞争中处于主动、获胜及达到利益最大化。同样，他与他的核心顾问们认为，国家间关系本质也是一种竞争角逐的关系，关系交往和处理方式须坚持美国至上、本国利益优先。凡与美国利益不符的多边协议、条约和组织机制，要么退出废止，要么重新谈判。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巴黎气候协议》和对全球输美钢铁与铝产品征税、威胁要盟国交纳“保护费”等，均是“美国优先”论的体现。也是基于竞争之理念，他注重以双边而不是多边为主解决问题、形成新规则、逐步改造目前已有缺陷、不利美国继续主导的国际秩序。美欧自由派人士和主流媒体批评特朗普背弃了美国的世界责任，则是习惯以过去美国的理念和行为方式来看待特朗普行为的“另类”。事实是，特朗普政府并没有把美国带回到“孤立主义”、放弃美国要继续领导世界的意愿，而只是它认识世界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变了。同时也客观反映了这个世界太过依赖美国，而特别关注特朗普政府在国际事务上的一举一动。

第二，注重名望、喜好荣耀、个人决断、掌控一切。特朗普极想在自己的执政期成为改变现状和“创造历史”的总统。他崇拜和欣赏前总统里根创造的成就和巴顿将军的果决风格;他不时提醒美国民众注意到他在很短时间里兑现了竞选承诺和执政成就，期盼提高执政的民意支持率，并有意想连任下届总统。他抨击“通俄门”调查是“政治迫害”，炮轰主流媒体制造“假新闻”。他当着顾问们不经商讨便决定同意举行美朝首脑会晤。他在个人推文上时常在白宫发布正式声明前公布或改变自己的决定，还在公众演说和个人推文中不时使用“伟大”的字眼。若美朝首脑会晤成功，他期待“诺贝尔和平奖”能到自己手中。他还喜好“电话外交”和注重与别国领导人的私交关系。

第三，被视为是一位务实的“交易型总统”，特朗普核心团队成员多数具有丰富的从商从军经验，反对华盛顿“官僚政治”的繁文缛节，不循规蹈矩，重行动和效果，多次公开表示本届政府奉行的是“以结果为导向”的政策，并采用“工作小组”的形式来协商谈判处理双边关系问题。过去一年里，特朗普政府在处理贸易、外交和安全问题上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通过谈判达成交易，认为所有问题都可通过双方达成交易解决，否则便采取单边行动。二是通过高压和制裁谋求改变对方行为方式。这两点在制裁俄罗斯、退出伊核协议并对伊朗实行最高级别制裁、对朝极限施压和有关美朝首脑会晤谈判、用谈判交易和征税大棒并举来改变所谓“不公平的贸易和投资行为”上，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第四，“不确定性”是特朗普政府为达到政策目标而反复运用的一种策略。不确定性的存在和多少，是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和国际关系的一种常态。不同于前几届政府，特朗普政府在决定或处理其在国际重大贸易、外交与安全政策举措时，往往打破常规、不按传统套路出牌。时而用其推特和演讲，时而又通过白宫声明和新闻发言人宣布政策决定或更改，其主要官员在阐述政策的口径上也有时会制造一种差异性，这些做法既为决策和实现政策目标提供了灵活性，也给对方和观察家们造成了其政策和行为的不确定性。（作者为国际关系与中美关系研究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