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青：禁了洋垃圾之后还该做什么？

《禁止洋垃圾入境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由国务院办公厅于2017年7月18日正式颁布，并于2018年1月1日正式生效。这项禁令的核心是“全面禁止洋垃圾入境”，也就是禁止俗称为洋垃圾的“固体废弃物”的进口。从上述《实施方案》中，可以找到实施洋垃圾进口禁令的两个最主要原因。

一是，各种合法和非法途径进口的洋垃圾造成的环境危害日益增大，“严重危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我国生态环境安全”;二是，洋垃圾进口冲击了国内垃圾回收和资源化再利用的市场，全面禁止有利于“促进国内固体废物无害化、资源化利用”。转换为经济学的语言，以上两点的意思是受洋垃圾大量进口的影响，我们国家的社会经济为此付出越来越高的环境代价和成本，这样的成本已经远远超过洋垃圾进口的“收益”;其次，由于洋垃圾的大量进口极大地冲击了国内垃圾分类、处理和回收的市场，使得国内垃圾产业越来越“无利可图”。

因此，洋垃圾进口的禁令表面上解决的是环境问题，背后实则隐含着环境经济问题，特别是关系到环境保护产业的兴衰。譬如，基于垃圾性质、垃圾分类和处理等体制、机制和效率等因素，相比于洋垃圾而言，“土垃圾”的市场价值相对较低，缺乏竞争力。土垃圾苦于缺乏有效的后端治理和倒逼机制，长期无法找到资源化利用的市场化路径，从而陷入高度依赖政府补贴的低水平恶性循环中。

就此而言，“全面禁止洋垃圾进口”将有助于大大提高土垃圾资源化利用的生存空间，为土垃圾的分类、处理以及利用赢得一定的时间。

那么，在禁止洋垃圾入境之后，如何才能推动土垃圾产业的发展，进而改善垃圾管理绩效呢？

第一，建立垃圾源头到末端的成本传导机制。

垃圾问题体现在供给侧上的最大成因在于垃圾的“制造”与其成本不对称。以城市为例，受较低的垃圾管理费水平影响，居民在“生产”垃圾的过程中，实则无法真正感受到垃圾处理的“全部成本”，进而也就无法真正转变日常消费行为中的环保理念。

对此，除了要开展垃圾处理方面的知识宣传外，仍需通过强制约束和市场激励两种手段双管齐下，适当提高垃圾处理的收费价格，或者在相关区域内建立垃圾配额制度，以此来更好地将末端的垃圾处理成本传递至垃圾生产的源头，进而产生双重激励作用。

第二，在市场导向的基础上，对部分资源和环境密集型产业采取原材料来源的“比例”限制。

在禁止洋垃圾进口之后，部分资源和环境密集型产业转而开始采购其他原材料资源来弥补供需“缺口”，这将不利于我们保护环境，和鼓励循环产业的发展。对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在提高资源利用成本的同时，对其来源比例进行限制。例如规定可再生资源(包括循环资源)的使用比例不得低于20%等。

第三，从进口洋垃圾转变为进口技术。

一方面，洋垃圾进口禁止之后，将在一定程度上加大相关企业的压力。为此，可更加全面地放开市场，让更多更先进的技术走进来，帮助企业提高生产效率，最终实现绿色转型。

另一方面，在成本收益因素推动下，通过市场激励的方式，使得垃圾处理企业进口更多先进的垃圾处理技术，提高垃圾分类、转运、处理和回收等环节的效率。

总之，洋垃圾禁令之后，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如何全面启动国内垃圾产业的健康发展，并进而推动实现垃圾的减量化目标。在此，环境经济政策工具无疑值得我们探索和借鉴。(作者是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