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东：美国战略塑造力并没那么强

高举反美旗帜的萨德尔领导的政治联盟在伊拉克议会选举中获胜，这令发起伊拉克战争的美国有些尴尬：美国付出大量人员伤亡和财力代价，原本希望塑造一个亲美的伊拉克，但现在却更有可能产生一个亲伊朗和反美的伊拉克政府。美国对阿富汗和利比亚的介入，也产生了相似结局。

历史上看，美国对区域或别国的塑造力相当强大。美国独立和在北美扩张的过程，也是对北美区域政治和安全格局再塑造的过程，先后把法国、俄罗斯、西班牙赶出北美，把英国边缘化，对土著居民进行了社会再定位，由此奠定美国成长为世界大国的基础。

20世纪以后，美国对外塑造力主要投射在拉美、日本和欧洲。直到冷战结束前，美国对他国塑造比较成功的典型就是德国和日本，两国被带入西方国家接受甚至欢迎的国家行列。同时，美国还成功塑造了欧洲国家行为方式，改变欧洲过去依靠均势处理国家间关系的逻辑，融入美国主导下的民主改造和制度融合的努力中，进而推动了欧洲联合进程。

但冷战结束后，当欧洲改变均势旧思维时，美国却把历史往回推，拾起均势思维这种容易导致国家间冲突的方式来处理对外关系。这个过程中，美国先后试图重新塑造俄罗斯以及中东北非一些国家，但都以失败告终。美国对他国国内事务的干涉和塑造力不再如很多人想象的那样强大。

究其原因，首先是美国政策精英群体存在将意识形态对手妖魔化并盲信武力的传统，这使美国容易扭曲对他国复杂国内形势的客观认识，加剧他国内部混乱。

美国的外交传统中，存在高估其意识形态吸引力的倾向，不认同甚至挑战美国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力量或政权，通常被其认定为自然的对手或敌人。这使美国容易简单化理解想塑造的对象国国内形势，将他国国内有维持秩序能力和拥有较多民众支持的力量，当做该国和区域稳定的破坏者。

美国对其采取的对策往往又是以军事打击为优先选项。美国军事能力确实很强大，往往能在短短数月或仅仅数星期内就将他国政权摧毁，前者如2001年的阿富汗，后者如2003年的伊拉克。不过，美军的军事行动后果展现的往往是巨大的破坏力，而非有效创造秩序和稳定的建设力。在相关国家的政权被削弱甚至摧毁后，其国内普遍出现的是极端混乱，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在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的干涉和塑造进程，带来的是更多的动荡和极端力量的坐大。

其次，美国缺乏吸纳历史上悲剧性教训的传统，导致其在试图塑造其他国家的政权或秩序时重复犯错。

美国片面相信，构建美式民主是所有国家民众的普遍渴望，是美国塑造他国成功的关键力量来源。美国在冷战期间对日本和德国的塑造，往往被认为是美国成功对他国塑造的样板，认为此样板完全可以移植到美国设想的任何其他国家。实际上，相当数量的研究表明，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德、日等国国内秩序塑造成功的案例可说是特例，失败的案例则是普遍现象。冷战时期美国对越南和拉美诸国、冷战后美国对中东、北非诸国的军事干预和塑造进程大多以失败告终。

美国习惯性地将其民主样板当做他国民众的普遍意愿，而将他国民众接受和认同、体现他国自身文化与传统的自我治理模式，说成是缺乏正当合理性的存在，这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美国看待外部世界的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它导致的必然结果是，美国通常无法对他国国内形势做出平衡客观评估，其实施的政策最终往往导致美国重塑他国意图的失败。当前伊拉克、阿富汗、乌克兰等国国内形势的变化，对此可谓给予了生动的揭示。

第三，美国外交中不问是非、只问亲疏的传统，使其对他国塑造力难以具有可持续性。过去近70年中，美国认为其外交成功的经验是牢固的结盟理念。此理念在应对外部敌人时可能有效，但在对他国内部塑造方面则相当失败。

在对他国塑造进程中，结盟理念的体现是美国盲目支持他国内部某一政治力量，而通常较少顾及该力量在塑造国国内真正的民众支持度。在美国主导的对他国的塑造中，我们经常看到，美国一味支持的一方往往难以获得民众持久支持，而美国反对的一方则恰恰相反。美国这种无法根据塑造国国内形势的是非曲直进行政策判断和选择、而且不进行换位思考的痼疾，导致美国常常将塑造国国内的消极力量当做积极力量，从而使其对他国塑造的进程不断遭受挫折。

可以说，美国拥有非常强烈的塑造他国的意愿和传统，但美国对他国塑造的记录揭示的是，此种塑造力通常并不是那么有效，它带来的更多是严重纷争，而非持久的稳定与和平。(作者是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