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镭：对澳大利亚，有些话得说到前头

澳大利亚政府总理和外长最近先后表达改善对华关系意愿，表示愿意保持中澳关系的稳定与发展。中澳两国经贸关系密切、民众福祉相连，两国在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等问题上利益与观点相近，这些理应成为两国加强合作、保持健康关系的助力。从这个角度讲，澳大利亚领导人的态度理应受到欢迎。

但有些话要说在前面，保持中澳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应是两国的基本方针，中国历来如此，澳大利亚领导人也不应将其作为应对国内政治压力和政党竞选的应急或权宜之计。缺乏诚意的应急或权宜之计在国与国关系中时常存在，短时间或许有效果，但长远来看只会损害国家间、特别是两国人民间来之不易的信任。

国与国之间存在不同观点、看法甚至一些纷争，是国际关系中的正常现象，不应成为影响国家间正常关系的借口，更不应成为政治人物操控国内政治的工具。过去一个时期，中澳关系纷争的表象，主要集中在澳大利亚一些人所谓的中国在澳影响力增强以及中国在南海“维权”力度的强化。

但实际上，中澳两国相互而非中国单方面影响力的增强，是两国经贸、政治、人文等各方面交流数十年来不断加强的客观结果，符合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等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对全球化客观结果观察和总结的规律。若将其归因于中国有意识地单方面增强对澳大利亚影响有违客观事实，借机指责中国“输出意识形态”和“干涉内政”则更是不仅有违事实，而且直接损害两国关系。要知道，中国改革开放的40年，也是深受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外部世界深刻影响的40年。正是因为中国一直理性对待这些外部影响，并未因此关上“开放”的大门，才有了今日中国的崛起。

但凡稍微了解中国外交政策的人，都不会相信中国刻意“输出意识形态”或“干涉别国内政”。一国意识形态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发展背景，外部主观意志和武力很难强加。即便强加，也难收获希望的结果。西方国家对世界上不少国家强加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但并未获得如意结果，就是明证。德国和日本若非因为战败而被强行“改造”，也不会有今日的结局。

就中国而言，我们一向欢迎其他国家借鉴中国发展经验，但同时也一再强调任何借鉴都需因地制宜，需要像中国一直以来那样“走自己的路”。国际关系的实践也反复证明，干涉别国内政不仅难以实现一国想要追求的政策目标，而且极易产生相反作用，伤害被干涉国政府和民众的情感，甚至引起对方的强烈不满和敌意。本世纪初，西方国家对阿富汗和伊拉克武装干涉的结果，就是如此。另外，中国在近代史上深受列强“干涉”之苦，这直接催生新中国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尤其是“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外交准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都是中国奉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外生因素。中国的外交理论与实践都表明，澳大利亚一些人所谓中国对澳推行“意识形态输出”或“干涉澳大利亚内政”之说，都是无稽之谈，根本不符合中国的外交政策和逻辑。

至于另一个常被澳大利亚政客和媒体炒作的南海问题，对中国现代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对南海主张主权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中国经济崛起后的领土“扩张”要求，而是包括清朝和中华民国在内中国历届政府的连续主张。确定二战后亚太地区和世界秩序的《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均有关于中国南海主权的内容，美国当初还派遣军舰协助中国恢复对南海诸岛行使主权。南海问题之所以在中国重新崛起过程中热点化、复杂化，根本原因就是大国地区主导权之争导致的政治化产物。澳大利亚并非南海当事国，但却主动置身其中。而它对自身和盟国海洋权力的主张与实践与中国并无差异，这种对自己、盟国和对华的“双重标准”，以及对《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内容的选择性遗忘，都很让人费解，也自然会引起中国不满，导致两国关系的不和谐。

以上分析表明，影响中澳两国关系的根本因素不在于两国的表象“纷争”，而在于澳大利亚是否有将两国关系健康持久发展置于首要位置的实质性诚意。如果没有这种诚意，两国可以随时找出无数的“纷争”，而仅将暂时的改善关系作为应对国内经济和政治危机的临时举措和权宜之计，更是可能根本损害两国关系的稳定与发展。(作者是聊城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北京外国语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