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军：生多生少都不必过度焦虑

今年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将原来的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更名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这是自1981年组建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以来，国务院组成部门中首次没有“计划生育”这一名称，标志着以控制人口为主要任务的计划生育时代渐近尾声。

虽然还没有完全放开生育，但生育权从政府控制回归家庭做主的大势已定，今后的人口出生率将主要取决于育龄人口的生育意愿。然而，人们担心地发现，虽然政策越来越宽松，但年轻人却越来越不愿意生儿育女。从2013年放开“单独二孩”到2016年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实际的政策生育效应大大低于预期。2017年实际出生人口1723万，比预期的下线数字2023万差了整整300万。人们还注意到，其中的一孩数量较2016年减少121万人，表明不少年轻人连一孩都不愿意生了。

生育意愿低企是经历过工业化、城市化充分发展的世界发达国家的普遍现象，它与经济水平的提高、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自我养老能力的提升、人生观念的变迁等密切相关，在一些国家也与较高的养育成本、女性兼顾事业和家庭的两难压力等相关。因此，中国的生育意愿降低并非偶然，在当前房价高企、入学困难、教育投资巨大的背景下，更是必然趋势。

但人们不再像以前那样愿意生育，真是一个大问题吗？30多年前，我们因为担心人口数量超出土地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范围而控制人口增长，现在却为什么要担心人口减少呢？人们的担忧主要聚焦于人口结构失衡衍生的老龄化、高龄化、少子化问题，认为这样会导致人口红利丧失，影响劳动力供给，养老负担加重，城市趋于空心化，等等。

每个社会都具有强大的自我调节能力。今天的我们没有必要为生育意愿的降低而过分焦虑。因为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表明，低生育现象作为一种社会自然发展的结果，并不是洪水猛兽。日本和韩国的低生育率已持续几十年，虽然有小城镇空心化的现象，但其经济实力和人民生活也未见衰败;德国的生育率一路下滑，但依然保持强大的综合实力;新加坡的低生育率现象也很突出，但社会依然健康发展。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问题，也会自己创造出相应的问题解决之道。但解决的道路也可能是曲折的，因此，在处之泰然以外，也需要积极学习借鉴他山之玉，让国家和社会能够顺利地适应人口再生产模式转变带来的劳动力供给、抚养比、养老保障等方面的新趋势。相应地，我们要积极进行智能化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多边的人口流动与移民，修改完善教育及劳动就业制度，推进养老及医疗体系建设，也为家庭生育和养育孩子提供良好的环境与服务。

人口不必然是负担，也不必然是资源!如果不是时势所迫，社会大可不必为生多生少而陷入过度焦虑。市场上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这一原理对于人口再生产而言，也不例外。(作者是浙江大学社会调查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