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树东：中国绝非全球化的天然受益者

当“后工业化”一时成为风潮，“第三产业”和“金融创新”成为一些人吸引资金的风口，研制自主芯片的艰难也让国人看到中国经济暴露出来的短板和风险。

必须承认，通过对外开放和积极参与全球化，中国经济得到了比以往更多的机会，也为中国的发展带来了更大的活力。但市场与计划一样都存在短板和风险。不少人认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秘诀”就是开放带来的巨大市场，同时中国也是全球化的天然受益者。但他们没有认识到，在过去几十年对外开放和投身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经济其实遇到过许多由此带来的问题和风险，我们是在凭借智慧、决心、勇气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才得以实现经济的健康、平稳提升。

在解决问题、积累实力后，中国又进一步扩大开放，积极面对遇到的新问题、新风险。这种螺旋式的上升，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真实写照。中国的对外开放也并非迫于外部的压力，因为只有发自内心的“希望国家变得更好”才能带来那份决心和勇气，直面新的问题和风险。

管控开放中的新风险

工业革命以后，大国崛起都要争夺海外市场，甚至为了海外市场而大打出手。为什么？因为生产过剩，必须有海外市场。中国可能是唯一一个在崛起过程中，不断大幅度开放自己市场的国家。我们在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

中国领导人的多次坚定表态，已经表明我们不会停滞开放的脚步。而这也需要管控好开放中的新风险，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发展。

未来几年我们的制造业将更加开放，外资将来可以独立设厂。在看到由此带来种种机遇的同时，也要思考它可能给我们产业进步带来的一些压力。思考的目的是为了有利于进一步开放，笔者认为，未来我们可能需要更好地管理下面这些风险：

其一，国外芯片商可直接在中国开工厂，以更加低廉的本土价格进行竞争，给中国自主技术和产业的起步带来更多的困难。

其二，西方高科技产品由于市场上的垄断地位，有着非常丰厚的利润。为了维持在高价值产业的垄断地位，在中国开厂后，它们会用更高的薪水吸纳中国优秀的科研人才。这可能导致我们自主创新人才的流失。

其三，实力强大的外企可能在中国踊跃收购自主创新的企业，甚至是恶意收购中国的自主品牌、民族品牌，减少自己的竞争对手。

其四，在制造业完全开放以后，中外合资企业可能会面临一些困难。外方寻求独资，会让中方在合资企业的利润和现金流大大下降。

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完全开放制造业市场后，由于外资市场占有率的上升，中国政府组织市场、克服市场短板、支持自主创新、进行供给侧管理的能力会不会下降？

全球化中的经济安全

与此同时，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风险也是存在的。这提醒我们，经济发展要讲政治，而这个最大的政治就是经济安全，就是国家的安全。

全球化是当今潮流，它让更多国家经济、技术发展过程中相互联系，相互依赖。不过，推进全球化也不能轻视经济独立和经济安全。建立在依赖其他国家核心技术基础上的现代化可能存在隐忧，需要警惕。

如今，西方一些全球化模型讨论的是：在没有民族国家、没有国家利益与矛盾、没有国家间竞争的抽象试验室里，全球资源配置和产业价值链配置的可能趋势。但国家的基本关系就是利益矛盾，这也是美国从立国以来的基本原则。汉密尔顿在200多年以前就讲过，没有经济独立和技术独立，就没有完全的政治独立。这一直是美国的一条戒律。

在全球化过程中，一方面我们希望和追求全球资源和价值链配置;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在真实的世界里面，我们是无法把国家利益、国家矛盾从全球资源配置的模型中拿掉的。在坚持全球化的时候，我们需要把不同国家的利益和矛盾放回模型中去。让全球化模型客观准确地反映我们所处的世界，还原真实的世界。

中国既需要全球化，也需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在国际形势错综复杂的今天，控制好全球化的风险，我们就能更好地运用全球化。

牢牢掌握“国之重器”

观察一个国家的发展，就如同一部游戏中，只有不断闯关、升级，才能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所以，对外开放与推动全球化，都是风险与机遇并存。

未来，我们要防止发达国家利用我们的大幅度开放，让其过剩产品大规模流入中国，加剧中国自己的过剩，影响中国自己的制造业和其他产业。其实，美国政府干预技术和产业进步的方式非常多。比如，直接介入、大规模补贴、直接注入资金和资源、政府采购、市场保护。特别是后面两者，非常重要，它可以逐步让自主技术形成市场规模。一旦形成了市场规模，它就可以用利润推动科研、推动技术和产品的进步，逐步做大做强。

我们需要管理开放和全球化带来的风险。笔者认为：首先，要把国家利益、国家安全放在市场原则和全球化原则的基础之上。

其次，要下决心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把核心技术这些“国之重器”掌握在自己手中。

再次，开放的政策设计要避免简单地追求全球价值链的最大化。企业可以这样，但国家不能这样。中国领导人强调“国之重器”，就是国家要突破现有的全球价值链，实现我们的产业和技术升级。

WTO总章程的第21条是关于“安全豁免”，即当外国竞争者危害了我们的安全时，我们可以采取非市场手段。我们可以利用WTO的规则，推动开放和全球化健康发展。从机构、法律法规和程序上，对接这个安全条款。美国有一套完整的制度建设，在某些市场主体对国家的安全包括国防造成潜在或可能的威胁时(甚至是低概率的可能)，这套制度会自动生效。

我们相信，中国有管控种种风险的预案。开放是历史的潮流，管理好相应的风险，我们就能更好更大地开放。(作者是旅美学者，新著《制度与繁荣》一书对本文观点有更详细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