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如何治理走进公共视野的“精日”

“精日”是当代中国较为典型的网络负面指涉用语。作为一个基于群体身份区隔需要而产生的话语标签，其最基本、最初始的功能，应是用来指涉具有某些共同特点的个体：这些个体尽管在生理或社会关系方面和自然以及法律意义上的“日本人”没有任何真实关联，但在精神层面的自我认知上，却将自己设定为是日本人。

因为非常自然的原因，“精日”目前是作为一个负面标签被使用，从最近的事态以及社会共识的情况看，被贴上“精日”标签并因此获得高度关注，显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

“精日”这个词的产生，至少在某些程度上与日本在帝国主义时期对外扩张和殖民过程中的特殊政策紧密相关，即在文化认同上对控制地区的民众进行人为改造，以隔断原有的文化属性并使之在精神上延伸成日本人。在台湾，通过被称之为“皇民化”的运动，日本成功进行文化侵略和洗脑，扭曲台湾人民的政治和文化认同，迄今为止仍然留下深刻痕迹，还时不时通过李登辉等极品人物的演出不断提醒人们关注。

今天中国社会对“精日”现象的关注，本质上源于某些行为走出严格意义上的私人爱好范畴，开始走入公共视野，而且是以一种主动挑战共同价值观的激进方式走入的。借助网络空间，人们很容易发现“精日”行为正日趋直接地冲撞并突破正常社会行为底线，严重到涉及国家和民族认同。尤其是在国家利益判定场合，这些人的行为已经超越正常解释框架，除非假定他们在精神上把自己定义为日本人，否则无法解释其言行动机。

造成“精日”现象的具体原因和机制无疑是非常复杂的，由改革开放早期经济差距带来的文化冲击;在谋求经济增长过程中，忽视正确的国家认同良性塑造;没有及时对历史虚无主义等作出真正有效的应对，未能及时识别部分文化产品所具有的特殊内核，都可能是造成目前“精日”现象的重要原因。

“精日”现象提醒我们，在这样一个文化全面开放，又伴随着信息碎片化的社会环境中，应避免因缺乏清晰国族认同而导致的自我迷失现象发生。

在治理层面，应从理性而非情绪出发，设置一条具有可操作性的红线，甚至可以通过立法的方式加以保证。不允许这种行为在公共场合发生，不能进入到公共空间和娱乐空间。同时，需要防范一种从“精日”行为中牟取经济以及社会影响力的生态。

“精日”现象的出现还说明目前的教育系统面临严峻挑战，这是个社会性的系统工程。面对“精日”群体，我们特别要避免用过度简单化的标签撕裂社会，不宜用运动化的方式去应对，不能操之过急，也不能无动于衷。另外，特别重要的一点是正常的喜好日本文化和日本产品的行为不应受到无辜牵连，不能走极端。(作者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