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和平：发展与治理有没有先后问题

前段时间，英国《经济学人》的一篇文章称，“美国一些初创企业正在模仿中国模式，但看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文章称，旧金山的年轻创业者推出了一款类似中国共享单车的无桩式电动平板车服务，结果被当地政府给罚了。旧金山监事会的一名成员表示：“如果你以这种不打招呼的方式进入市场，那你就得不到信任。”在他看来，街头突然出现众多的无桩电动平板车，人们乱骑乱放，对此应该颁布禁令。反观中国，当ofo、摩拜和小蓝等租用平台的自行车在大街小巷穿行时，中国几乎所有地方政府并没有即刻颁布禁令。只是到了车辆停放无序、严重扰乱城市出行环境时，才仓促推出了对应的整治管理。

这就提出了一个发展和治理何者为先的问题。先发展后治理，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中不乏成功案例。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向世界各国如饥似渴地学习先进技术和对应管理经验。十多年前，我国在一些试验区推行企业进入市场管理由审核制向备案制改进的试点;最近五六年，一些先行一步的地区还推行了由备案制向更为宽松、普惠的商事制度的试验：在一个市场制度管理相对完善、信息相对透明的厂商集聚区，一家企业规模可以达不到一定的门槛线，而且年检和税收还能商量，但要自行报备并接受抽查。抽查合格的能继续享受优惠，而不合格企业的好处将被取消，这大大促进了创新企业的生成速度和成活率。尝到甜头的部分试验点，甚至出现了法无禁止即可先试的行商制度安排。

由此可以得到一个简单的试验结论：一家创新企业如果孕育着未来主导产业成分时，好比可以发育成重要器官的干细胞，那么先发展后治理的宏观理念无疑是合理的。进一步说，当相当多的企业在商事制度激励下进入市场，并且能在核心企业周围形成产业链上下道工艺的集聚，出现新产业并形成核心竞争力的时候，由此带来的收益如果大大高于先期发展带来的扰动及失序，那么先发展后治理在制度安排上是可持续的。

当然，先发展后治理也有一定的宏观风险，那就是当人们还不了解发展后的负面作用时，比如产业快速发展带来的能源不足以及环境损害等，不及时调整发展和治理的关系，就会出现较大损失。我国在这方面有经验也有教训。经验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四十年发展带来的规模奇迹。而我们把现代化理解为工业化，把工业化理解为城市化，把城市化执行为超大城市规模化路径后，带来了较严重的城市拥堵和环境问题。这些又是代价不菲的教训。

显然，先发展后治理并非完美。参照发达经济体的经验，并结合中国自己发展的实际，更优的选择或许是：如涉及不可再生资源、人居大环境等，先发展后治理的选择会带来不可逆转的后果，比如河流污染和湖泊消失等，那么先发展后治理恐怕就不可取;但如涉及高新技术类产业发展，对环境和不可再生资源的副作用较少，那么先发展后治理仍然可用。

总之，发展和治理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不同经济体应该依据自身实际因地制宜，权衡利弊得失形成自己的发展模式。中美在处理发展和治理关系方面何者模式更好，不妨继续观察。(作者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