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木：在非洲当记者甘苦多

在非洲工作的几年,是我30多年新闻生涯中，最值得怀念的岁月。

1982年底到1986年初,我作为《人民日报》常驻记者在非洲生活了三年多。这期间,我们先后以坦桑尼亚和津巴布韦为基地,采访了东非、中非和南部非洲十多个国家。如今，当我写下上面的题目时,多少黝黑亲切的面孔,多少醉人的异俗奇观,多少友情交织的往事，多少当记者的甘苦，一齐浮现脑际，涌上笔端。

当我去非洲当记者时,非洲正遭受西方转嫁经济危机和严重旱灾的折磨,困难之大超出我的想象。以坦桑为例,它的农业逐年衰落,工厂开工率不足30%,国民经济增长率连续几年为负数,物品极端匮乏,人民生活十分困苦。坦桑周围不少国家,情况也大同小异。我们抵达达累斯萨拉姆的第二天,为买卫生纸和面盆,费了将近半天时间,几乎跑遍了该市大小商店,结果空手而归。

这个地区的国家消息来源很少,信息闭塞,坦桑当时没有电视;有几个国家只有一份四开的小报,很少报道国际大事;多数国家没有统计数字;各级官员对本国情况不甚了了。    

但我们同时发现,这里的不少事情与传闻不大相同。譬如,此地天气并不热,就我们到过的十多个国家的首都而言,除达累斯萨拉姆热季气温与上海三伏天时相近外,其他城市全年温度多在摄氏十几到二十几度之间,可说是四时如春,因此终年绿树繁花,景色宜人。非洲还有许多世所罕见的自然景观。至于非洲人的文明表现及其道德水准,更是令外来者吃惊。他们讲礼貌,守纪律,热情质朴,乐于助人。在公共场合没有人大声喧哗;买东西或上公共汽车都认真排队,秩序井然。我在非洲三年多没见过吵架斗殴现象,得到真诚而不图酬报的帮助不计其数。

上述情况,加之非洲在国际舞台上不占重要地位以及外部世界对它缺乏了解、存在偏见,我们深感必须因地制宜,对非洲进行多层次、多侧面的报道,以全面客观地向读者展示它的真实面貌,揭示它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为此,我们在发专电的同时,还写了一百多篇通讯和副刋文章,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风土民情、自然地理等,对经济报道和人物专访则特别进行了尝试，得到各方面的肯定和好评。事实证明，只有抓住所报道对象的特点，才能写出有特点的报道。

在观察和报道非洲的经济情况时，我们采取同情、理解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惟其如此，才能看到积极因素，发现进步，找到长处，使我们的报道不同于西方记者那种把非洲经济形势说得漆黑一团的报道。我们也试图突破禁区写了非洲国家的经济困难及其主客观原因，包括它们政策方面的失误。因为我们不是幸灾乐祸，而是满怀对他们的同情和作合情合理的分析，因此这样做并未引起驻在国的不良反应。报社肯定了这种作法，认为这在改变以往对第三世界国家“只报喜不报忧”的作法方面有所突破。

三年中，我们写了从国王、酋长到学者、儿童的大量人物通讯，旨在从不同角度展示非洲人民的精神面貌。记者的苦心得到了读者的理解。一位读者在写给报社的信中说：“非洲人有这么高的精神境界，联系到我们人际间的许多令人不愉快现象，难道下值得深思吗？”

材料的缺乏以及为了增加报道的现场感，我们不能不经常外出采访，而且只要条件许可，就尽量乘汽车或自己开车，以增加旅途见闻。我们曾在博茨瓦纳作过从北到南穿越卡拉哈里沙漠的九百多公里的旅行;涉足赤道雪山下的咖啡种植园;深入闻名于世的马赛族聚居区;徒步环游远离非洲大陆两千多公里的鸟岛。对坦桑偏远农村的那次历险访问，至今历历在目。

那次，我们采访的对象是“革命妈妈”阿夏老人。她在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中功勋卓著，因此在坦桑备受敬重。国家独立后，老人先后被选为坦桑革命党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委员(相当于政治局委员)。1967年，她响应党中央关于改变坦桑农村落后面貌的号召，毅然辞去一切职务，到一个落后的农村落户蹲点。我们去访问她时，正值当地旱季接近尾声，广大农民正用古老的传统耕作方式，放火烧荒，准备播种。田野上到处浓烟烈火，车迹罕至的道路崎岖不平。我们的车子三次被凸起的土垄顶住肚皮，动弹不得，幸亏得到老乡的帮助，才免受抛锚荒野之苦。阿夏老人常回首都开会，对她的采访，也可以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进行。但是，如果不去农村，离开农村这个典型环境，如果在《悠悠报国心》这篇通讯中不加进“她两脚沾满新鲜泥巴”，以及当地老百姓对她衷心拥戴和怕她离去的言语行动细节，就没法充分揭示这位革命老人弃官务农的意义，以及她不计个人得失、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操。

1985年，遍及大半个非洲的大干旱在继续蔓延。9月，对非洲统一组织首脑会议的采访一结束，我们即报名参加了由来自欧亚美洲的数十名记者组成的埃塞俄比亚灾区采访团。我们搭乘的是军用飞机，舱内没有座椅，只有紧靠着舱壁的两排冰冷的铁櫈子。没有食品饮料供应，只有在机舱尾部擺一个供呕吐和便解用的木桶。飞机清晨从亚的斯亚贝巴起飞，载着我们在好几个难民救济中心一次次起落。直到晩上8点多我们才被安排进一个小城市的旅馆。旅途的颠簸劳顿，整日食水未进，记者们都被弄得精疲力尽。但我没法入睡。无边的沙海崇山，死蛇般干涸的河流，褪尽了绿色和失却了生机的大地，骨瘦如柴、坐待救济的灾民的悲惨状况，一幕幕在我眼前闪过。作为记者，我必须尽快将一天来耳闻目睹的景况告诉读者：非洲灾情严重，非洲人民急需救援!我们那篇通讯《埃塞灾区行》被破例地登在国际版头条。因为文中有情有景，读者反响较大。一分辛劳，一分收获。我们为苦没自受而备感欣慰。

作记者要腿勤、手勤，也要眼勤、嘴勤，要四方求索，“不耻下问”，在信息来源少的非洲采访尤其需要如此。出租车司机、旅馆服务员和街头摊贩，都是采访对象，从他们那里我得到许多可贵的帮助。

在《内罗比速写》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十八层的希尓顿饭店建于1967年，28层的肯雅塔国际会议中心1972年揭幕，18层的东非保险公司大厦1982年峻工，24层的政府办公大楼新近落成……”久居内罗比的中国朋友大为惊讶地问：“你在内罗比才住了三天，从哪里弄来连我们也不知道的数字材料？”我的回答同样使他们惊讶：“旅馆服务员那里。”这是真的。在内罗比逗留的那些天，只要有机会，我就同旅馆服务员聊天。他们中的一位曾提前上班，热心地带我到旅馆楼顶，打着有趣的比喻将市区的高大建筑指点给我看。正是在他的帮助和启发下，在《内罗比速写》中，对该市的建筑作了如下的描绘：“它们或如耸立云表的古塔，或似刚破土而出的蘑菇;仿佛雕镂精细的圆形笔筒，宛若光华熠熠的多棱明镜;有的作凌空欲飞之势，有的呈落地生花之态……”

记得一位很有名的外国同行说过这样的话：记者这个差事是很苦的，它肯定会使人减寿。但很少人会有记者那么多苦去甘来的快乐。他的这番话恰如其分地道出了我在非洲采访三年多的深切感受。(劳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