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替罪羊”、政见不合、遭起诉......台湾高官辞职原因有哪些？

由于愈演愈烈的台大校长遴选风波，台湾当局教育部门负责人潘文忠日前以“健康原因”请辞，成为蔡英文行政团队又一位离职高官。

在台湾公务人员体系中，大致可以分为政务官、事务官与民意代表这三类。各级民意代表由民众投票选出，目前台湾立法机构有113席民代；事务官就是文官，通过考试进入公职机关，然后逐级晋升，最高可担任当局行政部门副负责人，也就是所谓“常务副部长”；政务官则依托当局政治任命而产生，像潘文忠这样的行政部门负责人（“部长”）便属于此类。

虽然政务官看似位高权重，但在不少人眼中，政务官其实是三者中性价比最低的。事务官执行政务官的命令，如果没有违法情况，便可以平安地待在机关直到退休；民意代表只要选得上，动动嘴皮子能干个几年十几年的；而担任领导岗位的政务官，能干满一任四年的凤毛麟角，不是黯然求去就是被轰下台，成了名副其实的“临时工”。

一方面，政务官多数来自于学术界或经济界，精通理论却疏于实务，惯于授业解惑却拙于协调，这些精英未必能适应岛内官场文化；另一方面，作为行政部门的一把手，政务官要面对民众的挑剔目光与岛内严酷的政治环境，有的干了48天就宣布辞职，强调自己像“误闯政治丛林的土地，浑然不知周遭都是陷阱”。近日，岛内媒体盘点了因为四类黯然请辞的岛内政务官。

政绩不佳请辞

这种情况是最常见的，其中又能细分成两种，一种是自己干到不咋地，第二种是替上级当“替罪羊”。这其中有代表性的职务就是台湾当局实际的二把手——行政机构负责人。从2000年民进党上台开始算起，陈水扁、马英九、蔡英文三朝执政共18年，竟换了14位行政机构负责人，最长的不过2年有余，最短的竟不过百日。

由于冲在第一线，一旦出现民意下跌、出现执政危机、选举失败，都能成为行政机构负责人下课走人的理由，偏偏岛内这十来年状况又特别多，因此行政机构负责人如走马灯也就不足为奇了。

最新的一位便是林全，他从2016年5月上任到2017年9月下台，干了一年半时间。这一年多来蔡英文强推“转型正义”、一例一休、军公教年金改革、前瞻计划，把要得罪的人都得罪了，接下来要拼2018年底的县市长选举，就顺势把林全换下来，让绿营大佬赖清德接盘。这对于饱受绿营非议的“老蓝男”林全来说，未尝不是一种解脱。

遭起诉请辞

被称为“台湾经济之父”的当局经济部门负责人尹仲容，则是遭起诉后请辞公职的第一人。

1954年，他被时任当局副领导人陈诚任命为经济部门负责人兼“信托局局长”，成为稳定台湾经济的关键人物。一年后，当局支持的扬子木材公司因为经营不善倒闭，参与授信借贷的信托局被牵连其中，尹仲容遭民意代表指控与木材公司负责人有所勾结，惹上官司。

尽管同年10月台湾地区法院宣判尹仲容无罪，但尹仲容还是宣布辞去经济部门负责人与“信托局局长”职务。他在请辞信中写道：“惟仲容备位‘阁僚’，既需对簿公庭，自不能专心政务，拟请淮予辞去‘政务委员’兼‘经济部长’职务，以免贻误，公私均感，敬请钧安。”虽然行政机构负责人俞鸿钧曾慰留尹仲容，但面对汹涌的舆论，还是同意他去职。

直到1957年8月，尹仲容案情大白，又被当局重新启用，他主持制订的台湾《加速经济发展计划大纲》，为台湾经济发展奠定基础。

因病请辞

同样为台湾经济贡献良多的行政机构负责人孙运璿，则是因病请辞公职。相比起尹仲容，孙运璿从大陆来台湾更早。1945年台湾光复后不久，他被任命为台湾电力公司机电处处长。当时“二战”刚结束，台湾电力系统受损严重，一到晚上全岛一片漆黑，临危受命的孙运璿5个月就让岛内电力供应恢复80%。

1967年，他被任命为当局交通部门负责人。从上世纪70年代起，台湾“十大建设”中交通领域的六大建设都由他负责，这些建设为台湾经济腾飞打下了基础。之后在转任经济部门负责人后，他在新竹成立了带有官方色彩的民间研究机构——工业技术研究院。如今，旗下的台积电和联华电子已成为国际知名高科技公司。

1978年，孙运璿出任行政机构负责人。正在他仕途一路看好之时，1984年4月24日早起时突发脑溢血中风，不得不辞去公职，退出政坛，政治生命就此画上句号。

前当局行政机构负责人郝柏村曾透露，蒋经国晚年曾亲口对他表示，接班人选应该是孙运璿，“他坚持让孙运璿做‘行政院长’，是预计任期届满时，让孙运璿做接班人，但后来孙运璿中风了，连‘行政院长’也不能做了”。

多说一句，就是靠像尹仲容、孙运璿这样的能人，帮助台湾经济起飞，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政见不合辞职

道不同不相为谋，既然与上级无法共处，索性离职而去，最典型的就是宋楚瑜。

1974年，留美归来的宋楚瑜成为蒋经国的英文秘书，从此步入台湾政坛。1988年蒋经国去世后，宋楚瑜辅佐李登辉接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和国民党主席，自己也担任了国民党秘书长一职。1992年国民党在民意代表选举中遭败，宋楚瑜被要求下台，李登辉出面指派宋楚瑜出任台湾“省长”，当时两人情同父子。

之后，台湾在1993年举行省长选举，在李登辉的全力相助下，宋楚瑜以近60%的支持率成功当选。宋楚瑜四年“省长”任内颇得民心，声望也达到巅峰，甚至有超过李登辉的趋势。

两人关系开始出现微妙转变。由于对宋楚瑜巨大声望不安，在李登辉的主导下，1997年台湾开启“冻省”进程，旨在弱化“省长”职能，改由地区领导人直接任命无实权的“省主席”。

1996年年底，宋楚瑜宣布“已请辞省长”。不过，这两份辞呈，当时国民党主席李登辉、行政机构负责人连战都没有批准，直到1998年底，宋楚瑜以“请辞待命”身份恢复上班，完成最后两年的有名无实的省长任期。这为宋楚瑜脱离国民党参加2000年地区领导人选举埋下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