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颐武：“西方主流话语”一直在变

我们常说“西方主流”，以此观念来认识和理解西方确实简洁明了，化约了许多复杂内容。在大部分人看来，西方主流话语就是自由民主、自由贸易等。这当然都是西方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的基本观念，也是西方观念对外示人的重要方面。但这些年，“西方主流”也在变化，它吸纳了另外一些重要思想资源，变得越发丰富。

这些思想资源，就包括20世纪60年代后一些被视为“左”的观念，比如环境关怀、少数群体权利(少数族群、同性恋、变性人等)、女性权利、动物权利等。这些话语都是物质丰裕后产生的新关切，随着与之相关的理论日趋完备，从哲学到一般社会意识层面都成为社会的相对共识。一开始，它们对19世纪以来与工业化时代相关联的那套话语造成冲击，但现在已相对互补。

西方边缘话语的主流化

20世纪60年代后期，西方经历了一个左翼思潮流行时期。那段时间，青年造反、少数族群和女性平权意识、环境及动物权利等关怀都产生巨大影响。“左”的思潮开始在相当程度上改变整个西方意识。

就以美国为例，当时它顶住压力在外打“越南战争”，同时内部也经历着大变化，少数族群、女性、“同志”、激进青年等群体大崛起并激发“文化战争”。这直接冲击了白人中产阶级的主流价值，连国家认同也遭动摇。无奈之下，美国政府一面对占领大学等动乱局势强势镇压，毫不客气地把冲击基本秩序的行为打下去，恢复社会正常运作;一面通过各种手段对这些边缘诉求进行收编，使其逐渐成为主流的一部分。也就是说，虽然扰乱国家秩序的行为遭到镇压，但“文化战争”却是以白人主流大让步、各种边缘话语大胜利为结果。

现在看，这个过程实际上适应了当时的多元群体诉求和社会现实，也为美国全球“软实力”进一步提升、更加适应全球化时代的运作打下基础。它让美国虽然输了越战，却最终赢了冷战，变成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经过美国内部多年的“文化战争”，这些新思潮对保守派形成压制和平衡，改变原来的主导性话语，变成人们常说的“政治正确”，在教育、互联网、文化创意以及艺术等领域都成了基本的常识性观念。

20世纪60年代西方左翼活动转型后留下的观念，到上世纪90年代后，更成了自由派观念和思潮的一脉。这时候，中产阶层更加普遍化，青年虽然也对中产社会的压抑文化有所不满，但已没有针对体制的冲击或造反。而上世纪70年代后文化创意和计算机科技等“轻”的后工业模式流行，也为这些观念的发展壮大提供了物质基础。资本文化化、财富浪漫化，让这些“六十年代思潮”进一步被主流有效吸纳，克林顿时期到奥巴马时期的美国就处在这个过程中。

配合硬实力影响全球

在美国国内主流化后，这些观念和价值开始向世界传播，又逐步成为全球主流话语。它们形成了一整套以所谓全球关怀为中心的新话语及“高概念”，变成一种全球性的所谓“政治正确”的新主流话语，其中包括环境保护、少数权益、性别平等和同性权利、动物权利等多种体系。

传统大话语和这些新话语的组合成为现在西方话语和观念的主体，两者相互补充、相互依存。这些年美国精英就是用这套话语、即人们常说的“软实力”来配合“硬实力”对全球发挥影响，这也使这套新话语成为西方主导这一波全球化的重要观念和价值中心，其他国家或社会对这套组合应对困难。西方全球话语当先，国家利益常常隐在后面跟着走。西方通过这套话语彰显所谓“全球责任”来取得对世界的话语强势，当然它在“硬实力”这个后盾上也从不疏忽。

总结起来，西方主流话语的全球化演进，主要是朝三个方向展开：一是跨种族跨国界的全球一体化导向。资本全球流动带动各种因素都自由流动的所谓“平”的世界。在这个“平”的世界，西方的主导不仅是凭着过去的强权实力，还有更加明显的话语优势。它之所以能鼓动“颜色革命”，一方面是发达经济和中产生活的诱惑，另一方面也有西方话语“诱惑”的原因。

二是以慈善、环保等为中心的社会关怀、环境关怀等营造的财富浪漫化导向。资本的面貌不再像过去那样仅是逐利，相反，越大的资本越把自己打造成所谓慈善关怀、环保情怀的代表。这种“财富浪漫化”的走向近些年来越来越清晰，慈善、环保、平权等议题都是“大亨”或大明星们主导，较之那些面临各种日常生活压力的中产，他们好像“善良”得多。西方这些年一直都在推动这种“财富浪漫化”和“资本文化化”的进程。

三是女权、“同志”、动物权利等崛起造就的边缘主流化导向。女性主义、“同志”文化、动物权利等形成多元灵活性，让各种边缘群体有了与原来主流同等甚至更大的合法性。这些变化使“新精英”更多元化，不同劳动力群体都被吸纳进来适应全球化。好莱坞、硅谷、NBA球星等，都是这种全球化的新精英。

以我为主批判吸纳

我们今天谈论的“西方主流”，就是经历了上述演变过程后，再通过西方的媒介和文化传播成为具有全球主导性的理念。

这两年“特朗普现象”的兴起，虽以另类姿态冲击了这一主流，但并未撼动它的影响力。除了西方发达国家，新的西方主流话语也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形成新的影响力。这些形势超越了传统上对“左右”的定位，使后者在这些话语面前显得老派，难以回应新话语的冲击。比如传统的“左”是批资本的恶，而现在的新话语则相对脱敏;传统的“右”认为现在的新话语“左”，是要颠覆西方社会，也显得过时。说到底，新的西方主流话语根本就超越了“左右”那一套，它把西方变得多元了，原来自由市场、民主自由等话语或观念，在这个过程中也使自身得到了扩展。

弄清“西方主流”的变化，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上以我为主，既给予反思和批判又吸纳其合理成分，也是当下所需要的。(作者是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