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波：发展新高度语境下的辩证思维

这个春天的中美关系让人强烈地感受到，中国在经历了“挨打”“挨饿”之后，确实进入了如何解决“挨骂”的历史阶段。在国人诸多看法中，有一种“如果中国不这样，美国就不会那样了”的论点具有较强代表性，有深入辨析的必要。

纵观世界历史，中国曾长期领跑，只是在近代落伍并饱受西方列强欺凌。而对西方来说，其视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的思维一直未曾改变。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现代化步伐的不断加速，西方焦虑且复杂的心态更是越来越充分地展现出来，诸如“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和“中国责任论”不绝于耳就是典型例证。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综合国力迅猛提升的这一事实，无疑是西方增强对中国压力的主要原因。由此，当下中国所面对的挑战就具有浓厚的客观性和必然性色彩。换言之，此时的中国即使不作任何表达，无论抬头低头，西方都会清晰地感受到中国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过程中，越来越强劲有力的脚步声所带来的思想压力。

当然，主观性的因素是不可忽略的。对于这一因素，需要作辩证的分析。在这一因素的构成中，一方面是民族复兴大业的巨大成就所激发出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基于这一心态，面向未来作出的战略筹划只要是从实际出发就无可厚非。这就如同老百姓过日子的期许和打算一样。

主观性因素中还有这样的一些构成，即对中国成就滋生出一种过度感受，似乎中国登上世界中心就在今朝，种种亢奋和冲动性的表达蕴含了显著的妄自尊大的意味。这不仅给西方树立了攻击的靶子，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社会舆论。究其根底，妄自尊大和妄自菲薄两极相通，历史上不乏其例，并且也有着清晰的投机逻辑。在他们内心深处，只要是民族立场和肯定性表达，似乎再过度也不为过。对于这样一些人的论点，我们要始终保持清醒和警惕。民族立场当然没有错，但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的原则和方向，更不能只有立场而无思想。这两点之所以都需要在当下作出重申和强调，是因为民族复兴是以社会主义这个新的文明类型的成熟为标志的，是因为中国的任何态度和作为都不能离开对正处于大变革之中的世界历史进程的深刻把握。

一段时间以来，西方有人认为中国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发生了重大调整，呈现出“咄咄逼人”的势头。这一具有明显主观性的看法，不是出于意识形态偏见，就是缺乏对中国的足够认知。和平发展是中国道路的基本构成，这条道路不会因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而改变。任何片面性的理解或是将之归为阶段性的策略安排，都脱离了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基本框架。

不过，无论从任何角度看，中国现代化跃升到的这个崭新高度都呈现出历史分水岭意义。这就必然提出了辩证法的强化：一方面，在处理国际矛盾关系时，在坚持和捍卫正义原则的基础上仍然需要坚持“有所为”的基本立场，并增强辩证把握的意识和能力;另一方面，随着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越来越纷繁复杂，中国应在进一步努力解决自身现代性问题的同时，高度关注全球性问题这一共同挑战，竭尽全力为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奉献智慧和力量。这既是社会主义中国别无选择的使命，也是社会主义中国至高无上的光荣。(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科评价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