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方彬：军嫂形象从悲情到有为

军嫂是对当代军人妻子的称谓。从其产生的时代背景与进入主流话语系统的情形看，军嫂一直以来都是悲情和负重的形象。

军人的职业属性是牺牲，这样的社会角色及其品质注定给人崇高与悲壮之感。加之长期的人文塑造，围绕军人和军人家庭，就形成了一些特有的群体形象，表现到军人妻子，就是悲情与负重。

如果将军人妻子作为历史或社会概念，其悲情形象早就存在于唐诗宋词中。比如王涯的《闺人赠远五首》：“远戍功名薄，幽闺年貌伤。妆成对春树，不语泪千行。”“洞房今夜月，如练复如霜。为照离人恨，亭亭到晓光。”罗与之的《寄衣曲三首》：“忆郎赴边城，几个秋砧月。若无鸿雁飞，生离即死别。”

戍边军人妻子的悲情也延伸至当代，包括革命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后的边境或境外作战。文学艺术作品中的妻子送郎上战场，送别之时即是永别之日，既让我们感受到崇高，同时又生悲悯情怀。

及至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最突出的是市场经济带来的军地反差，直接强化了军人婚姻和家庭的负重形象。让人们印象深刻的是上世纪80年代初的歌曲《十五的月亮》《望星空》。两地书，相思情，让人柔肠寸断。电影《高山下的花环》中的韩玉秀，及其现实版的“好军嫂”韩素云，也是类似的军人妻子形象。

悲情军嫂、负重军嫂，通过反复强化，深入社会大众的心灵和价值系统，以至于当代人在描述军旅情爱或家庭时多渲染此种色彩。

我们的心灵需要感动，以避免麻木;我们的灵魂需要泪水洗涤，以避免蒙尘。问题在于，长期以悲情与负重来塑造军嫂社会形象，难免也有负面作用，甚至导致尴尬和悖论。比如，越是渲染军人婚姻艰难，越让人视军婚为畏途。

上世纪80年代，媒体大力宣传某纺织女工嫁给战斗英雄的先进事迹，某英模军官结婚30多年，与妻子相聚时间不到一年……这些故事着力于渲染悲凄感，虽然博得了同情和尊重，但也让人得出结论：“军人可敬不可爱。”

既然旧形象遭遇困境，就需塑造新的时代形象。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过去渲染的旧形象也注定要谢幕。那么，新的形象该是什么样子？笔者认为，是有为军嫂。

稍作考察便可发现，军人婚姻的品质早已发生变化。因为国民经济发展惠及国防，带来军人经济地位的变化，加上军官来源和选拔方式的变化，诸多原因决定了，现代军人综合素质大幅提高，参与社会竞争的能力大大增强。作为军人婚姻的另外一半，军官的妻子，很多也已然是社会职业女性中较优秀的那一部分。此军嫂已非彼军嫂，她们早已不是寻求同情和怜悯的对象。

重塑军嫂形象，由悲情和负重转向有为，意义何在？在于适应和满足这一代军嫂的新诉求。一个简单例子，就是军属随军调动已是常态。当此时刻，今天的军嫂要求的不再是几百元钱分居费或待业救济，而是希望随夫调动时，能找到一份适合自身能力的工作，以继续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

当代军嫂的品质和特征都已发生实质性变化，如果我们对此认识不清、定位不准，只会导致尴尬。现在，我们必须跳出旧思维、旧观念，尤其要从怜悯中走出，客观看待、尊重并尽量满足军嫂们的新诉求与价值实现。(作者是国防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