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若反对 印就拿不到世界权力中心的入场券

张家栋：世界需要稳定、可预期的中印关系

中印关系可能会成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这是被越来越多人认可的一种观点。中印关系属性的转变，是随着国际格局的变迁，以及中印两国实力迅速上升而出现的。因此，理解中印关系的状况与趋势，不能把视角仅仅放在领土争端等传统问题上，而要有历史感和未来视野。

世界正处于变化与转型过程之中。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关系多元化背景之下，新兴国家的崛起和西方发达国家的相对衰落，正在催生一个以多极格局为基础、多种行为体共同参与、塑造的一个新世界。目前，亚洲国家的GDP总量，已超过北美和欧洲，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集团。中国GDP 总量已居世界第二位，是世界第三的日本的2倍多。

在中国成功的鼓舞下，印度正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和信心，全力发展经济。东南亚的印尼、越南和菲律宾，南亚的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也都有自己雄心勃勃的经济发展计划，并且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良好的前景。以中印两国为代表的、众多中等国家并起的态势，已经初步展现出来。考虑到这一地区庞大的人口规模，这一变化将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变化之一。

与此相比，传统发达国家则以不同形式表现出衰落的迹象。人口危机、福利危机和民主制度退化等问题，不同程度地困扰着各个老牌的发达国家。再过三四十年，美国的人口结构将与今天的印度类似，多元化、碎片化水平将进一步提高，形成政治共识的难度将上升到可能破坏政治基础的程度。日本深陷老龄化与个人享乐主义盛行的双重打击之中，目前还看不到能够摆脱危机的前景。欧洲的国际地位在经历了从1700-1900年的持续上升以后，已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持续性衰落。以前是欧洲人充满着世界，现在是世界人正在充满着欧洲。

这一背景，是理解中印关系新形态的重要基础。在过去，中国和印度在国际权力舞台上，都是边缘性国家。在地理上，两国被世界上最高的山脉所隔离，相互间很少去打扰对方，双边关系对两国的重要性曾是很低的。在国际政治方面，中印关系经常是从属于两国与其他大国之间关系的。对于印度来说，中印关系的重要性曾长期低于印巴关系;对于中国来说，中印关系的重要性远远不能与中国和美国、日本、俄罗斯及欧洲大国的关系相比。这导致中印两国，应该重新在战略层面仔细观察自己最大的近邻。

现在国际格局的变迁，尤其是中印两国在国际舞台中的日益凸显，正使中印关系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形态表现出来。

一是，中印关系的独立性更强。在过去，中印关系往往是从属于两国与其他大国关系。甚至就连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也是在美国和苏联拉拢印度、中国与美苏关系同时恶化的背景下发生的。连冲突发生的时间点，也选择在美苏古巴导弹危机期间。换句话，中印趁着美苏顾不上，匆忙打了一个小仗。但是在今天，中印关系的独立性大大加强，两国都有了摆脱外来外交影响的强大能力。

二是，中印关系的影响力上升。过去的中印关系，虽然影响也很大，但不是全局性、战略性的。中印关系只是美苏冷战格局之下的一个非决定性因素。冷战结束以后，美国曾一度拥有单极瞬间，中印两国的话语权，不仅没有随着苏联的解体而上升，反而曾进一步下降了。在冷战后的几次重大事件中，两次海湾战争和前南斯拉夫冲突问题，中国和印度发挥的影响力很有限。1998年印度的核试验，表面上看是为了应对来自中国的威胁，实质则是为了唤起国际社会对印度的关注，提高印度的地位。但是现在，中印关系不仅超越了双边，具有地区性安全意义，还具有了世界性影响。美国、日本等拉拢印度，充分体现了中印关系的影响力。

三是，中印关系的重要性上升。在过去，中印关系对两国的重要性都不大。在整个20世纪，中印间的贸易和人文交流水平，对两国来说重要性并不突出。在这种情况下，中印关系好起来很快，因为没有多少历史纠葛;但坏起来也很容易，因为成本和代价极低，中印关系曾十分缺乏稳定之锚。

但是现在，中印关系对两国的政治、经济和安全的重要性同时上升。没有中国的支持或认可，印度很难拿到进入世界权力中心的入场券;没有印度的支持或配合，中国推行相关合作倡议的成本会大幅上升。中国与尼泊尔、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的合作项目所发生的波折，背后都有印度那双隐形的手。甚至在中国与巴基斯坦之间的一些重大合作项目所面临的挑战中，人们也可以感知到印度的影响。

未来是不确定的，中印两国能否真正崛起，还取决于两国人民自己的努力。但是，中印两国继续发展、国际地位继续提高，毕竟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在未来二三十年内，中印关系很可能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届时，对于中国来说，中印关系的重要性可能还稍逊中国与美国或欧洲的关系，但足以与中日关系比肩。对于印度来说，中印关系将可能会成为其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如果说在过去，中国对印度是因忽视而不敏感、印度对中国是敌视而过度敏感的话，那么在未来，一对稳定的、可预期的中印关系，将是地区和世界所共同需要的。

中印两国的决策层和学术界，需要把如何发展中印关系放到优先的战略位置上来。(作者是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