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涛：为原创性科研打造更有利条件

年间取得举世瞩目的飞跃，研发立项和拨款、项目验收、论文考核导向等科技体制也逐渐成型。但坦率地说，过去中国的科技进步仍是以补课、跟随、学习、模仿，然后部分改进为主。因为要补课的内容基本都是国外已经大致成熟，或已确认方向的科技领域。采用这种模式总体利大于弊，虽然也难免存在资金分配是否均衡，重复研究造成资金浪费等问题。即使只是重复国外的研究内容，创新性不大，但过程中也培养了人才。

不过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客观地看到，一切能够列入指南的东西，基本上可以肯定地说都不具备原创性，这样说显然不是否认指南的价值。例如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总体的方向已经确立，虽然还存在很多有待深入研究的东西，但大方向已经不会错了，此时以指南为导向可以迅速地集中资源，快速地在此方向上获得突破。但这也不意味着说这种“大方向确立”就一定是正确的。很多时候全球科学家一致认可的方向，最后还是可能会出错。就算是人工智能，历史上也经历了多次起起落落。

更重要的是，随着中国已经快将国外领先的领域挖空，该补的课也都补得差不多了，接下来要补的大课是自己走到前面引领世界。此时，挑战和问题就与原来完全不同，现有科技体制有可能突然间出现不适应。创新，尤其具有原创性的科技方向，往往具有高度个人化的特点，只是极少数对该领域有天分的领先者才能作出科学的判断。但有些判断很可能是依据科学原理和直觉，它们很难有系统的可列入指南的依据。此时，我们原有的科技体制即使不能说完全失效，至少不再适应这种原创性的创新研究需要。

有个多年前的案例给我非常强烈的震撼，IBM苏黎世研究实验室中工作的科学家柏诺兹和穆勒首先发现钡镧铜氧化物是高温超导体，将超导温度提高到30K。因该项杰出成就获得198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穆勒1963年就进入该实验室工作，1982年被提升为研究员。成为研究员后该研究室管理方式有三个非常不同的地方：可完全自由地选择研究项目，不要任何“指南”;不要任何作息时间要求;不要求任何研究成果。穆勒正是在获得这种自由之后，选择了按常规理解根本就不具有导电性的陶瓷材料中寻找高温超导现象，并最终获得成功。

按常规理解，以上三个管理制度简直要翻天。但为什么IBM苏黎世实验室会采用这种科技管理制度并如此成功呢？很多年后，我在学习企业管理课程时突然明白：一个成功的企业最重要的事情，是让最优秀的、合适的人“上车”。如果是一个整天擅长于钻空子的人，无论什么管理制度，他都能找到缝隙。管理制度制定的再严格都没有用。

对那些最杰出的、追求科学真理的人来说，一切形式上的管理制度全都是多余的。伽利略、布鲁诺甚至愿意付出生命代价也要去发现科学的真理。对这些人来说，科研项目指南，论文指标有丝毫意义吗？更别提作息时间。

前面两个管理制度不管怎么说还可以“勉强”接受，“不要求任何研究成果”却最让人放心不下。创新性的科学研究有很大不确定性，有可能付出一生努力也一无所获。爱因斯坦在晚年选择统一场论作为研究方向时就知道，很可能此后的一生全泡在里面却一无所获。事实上也的确如此，爱因斯坦在世时统一场几乎毫无进展，但他开创的这一领域后来不断出现杰出的研究成果，包括杨振宁与米尔斯合作的杨-米尔斯场论。如果这样拿出一生代价去进行开拓的人，付出全部努力因为没有现实的业绩就受到惩罚，这对那些科学的先驱者会是多么残酷和不公的事情。

当然，如果不能区别出谁是真正在进行科学的研究，谁是混日子甚至钻空子的人，不要求任何成果的确可能是放开一个天大的口子。因此，最关键的问题就在于：如何将中国的伽利略找出来，给予他们不要任何指南、不要任何管理、不要任何结果的“三不要”科技体制，这是中国能否从跟随走向原创必需要解决的关键难题。(作者是上海析易船舶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