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洪建：德国组阁成功留下的政治后患

随着与联盟党的合作协议在社民党内部获得多数支持，大联合政府重回德国政治舞台。经过5个多月组阁危机的折腾，尽管还是在默克尔总理领导下的左右翼联合，但两党在德国新政府内部的权力平衡和合作方式都已发生变化，将给德国政治带来后患。

权威受损的默克尔总理将不得不面对一个可能会不断“制造麻烦”的社民党伙伴;德国也错失了一个巩固其在欧洲领导力的重要时机，因此很难再指望德国能像先前那样主导欧洲，更难以承担起“维系西方前途”的重任。

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德国新政府，是两党在“维护国家政局稳定”和“避免再次大选产生更坏结果”这两大紧箍咒下，相互妥协的产物，更多权宜之计而缺乏坚定的政治共识。两党将继续承受来自于各自党内的压力，新政府的合作基础将不断经受考验。

为实现从“坚持做反对党”到“重回默克尔怀抱”的大转身，社民党不得不通过复杂的党内民主程序来分担政治风险，并为此迫使联盟党在多项重要的政策领域做出让步来博取党内支持。为避免重蹈在此前的联合政府中因受制于联盟党而导致支持率下降的覆辙，社民党将通过其在新政府中控制的重要职能部门来体现其政策特色，拉开与默克尔和基民盟的政策距离。一旦社民党把握不好这种距离，默克尔总理就会遗憾地发现：她以妥协让步换来的不是一位伙伴，而是一位试图在新政府中扮演“忠实反对者”的对手。

基民盟看似坐稳了第一大党的位置并以妥协挽救了德国政局，但代价是默克尔将面对党内有关其让步太多的持续批评，而一旦她对社民党的左翼主张让步过多，其政治地盘就会遭到政策上更右倾的自民党和选择党的不断蚕食。此外，要求其为党内新生代政治人物铺路甚至让路的压力将持续存在，兄弟党基社盟也开始表现出离心离德的倾向。面对这些麻烦，相信即便是有着“政治平衡术大师”之称的默克尔也会感到力不从心。

撇开党内、国内的烦心事不谈，德国新政府还将面临对外影响力“缩水”的后患。就在德国困顿于内政而难以自拔的时候，法国则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暂时解决了内政问题，并将推进一体化激进改革作为其欧洲政策的主攻方向。

与社民党要做“反对党”的心态相似，法国也拒绝继续生存在德国的阴影下，大有在一体化领导权问题上“拨乱反正”的架势：法国仍然是欧洲发展方向的政治主导，德国要做的就是提供经济和财政支持。尽管双方都高喊“重启法德轴心”，但各自所怀心思显然不会像口号上那样统一。在法国的“一体化攻势”面前，当了多年家而知柴米贵的默克尔态度暧昧，尤其对花钱问题非常谨慎。

但以支持一体化为标签的舒尔茨和社民党想借此拉开与默克尔的政策距离，因此对马克龙的主张积极呼应。尽管最终双方在回避了是否建立欧洲财政转移支付体系的核心问题基础上，达成了增加对欧元区的投资预算、成立欧洲货币基金等妥协，并且以“将一体化财政权能分别赋予社民党掌握的财政部和基民盟控制的经济部”的方式实现了某种平衡，但这种妥协和平衡极为脆弱：如果政策主张上的分歧难以弥合，即便是在投入多少和向哪里投入等技术问题上都会成为将双方拉入艰难博弈的陷阱。

新政府的仓促上阵和难以避免的内耗，将对德国的欧洲政策形成牵制。如果德国新政府不能在一体化问题上形成坚定共识，不能提出有别于法国的明确主张，那么自欧债危机以来德国为建立在欧洲的影响力和主导权而付出的心血和投入的资源，就可能前功尽弃。

组阁危机带来的时机错失，还有德国在欧洲以外事务中国际影响力下降的后患。原本在推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方面最为卖力的德国发现，一夜之间，法国和马克龙成了欧洲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新旗手。而更让德国失落的是，在与特朗普初遇不爽之后，组阁危机也让德国错失了与大西洋对岸的盟友改善关系的时机。

就在德国政界继续纠结于用“盟友”还是“伙伴”来称呼美国时，法国已经成了美国在欧洲的主要交往对象。除了美德之间深刻的利益纠葛外，特朗普也似乎更喜欢与同为商人出身的马克龙打交道，而不是要捍卫西方政治道统的默克尔总理。德国新政府的延续性集中体现在默克尔总理身上，而这恰恰可能预示着德美关系不睦的延续性。

社民党在德国新政府中将继续掌控外长这一重要职位，出于拉开政策距离的考虑，它很可能会对原先把控外交大政的总理府发起挑战。社民党与联盟党在外交优先方向和政策表达方式上素有差异，这在上届大联合政府中已有体现。一旦社民党要从总理府拿回更多外交自主权而默克尔又不愿轻易让步的话，那么在欧洲一体化问题上可能存在的政策拉锯甚至政令不一的状况或许会蔓延到外交领域。现在德国急于要在欧盟推行“一致外交”来“避免欧盟被分化”，但恐怕当务之急还是先要解决好自身的问题，否则如果在外交上出现了政出多门、号令不一的情况，那么受到损害的就不仅是德国在欧洲的威望了。(作者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