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溪滨：从资本三百年看全球治理的未来

资本全球三百年是西欧资本从区域走向全球的三百年，是西方政治统治世界的三百年，也是欧美为核心的全球治理的三百年。

资本全球化催生霸权式全球治理

三百年前在英国以瓦特改良蒸汽机为起点的技术革命,掀开了西欧的科技浪潮。这是人类史上第一次系统化(人类进入机器时代)、群体化(西欧诸国及其近邻)的技术飞跃，机械工业使生产力倍增、资本活跃，商品经济得到空前大发展，最终导致西欧诸国国家治理模式的变革：资本取代出身成为国家政治的主导力量。随后，西欧诸强逐步开启第一次大规模资本全球化。

资本全球化给世界带来新气象，也带来新冲突。这客观上要求作为资本保护神的国家予以协调、解决，全球治理由此产生。以西欧为主体的全球治理，目的在于维护和扩大本国资本的利益，其手段包括以军事优势获取谈判和竞争不能达到的目的。

其结果是，在科学技术的支撑和超额利润的诱惑下，西欧列强千年以来形成的相互敌视和竞争，不仅在形式上更加残酷、血腥，在范围上也不断扩大——超越传统的西欧，把过去几乎孤立的世界各个地域卷入其中。

暴力和强权充斥着西欧诸强追求全球治理的全部过程，这导致两类矛盾不断激化，一是全球治理的主导国(即宗主国)之间的矛盾，二是主导国与殖民地之间的矛盾。这几近于把地球放在了火药桶上，世界大战的爆发在所难免。

两次世界大战是典型的“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西欧诸国积攒了几个世纪之久的物质财富化为乌有，美国继承衣钵开始掌控世界。作为西欧政治思想继承人的美国既沿袭了欧洲现实主义政治传统的本质，又在全球治理手段上有所创新。

其中一个“高明”之处，就是以主权国家一律平等为基础的“民主与平等”理念重组全球治理框架，取代西欧诸强“暴力和强权”的全球治理。这在人类史上是一个进步，让自西欧资本主义兴起后就战火不断的世界暂时赢得喘息之机，为其他弱小国家和民族发展创造了条件。

但要注意的是，美国的全球治理并未摆脱传统的霸权模式，因其根源在于世界经济政治发展的长期不平衡。美国的全球治理目标也仍是保持或拥有霸权红利，只不过它的霸权红利是其自身特点决定的“优势利益”，而非西欧传统上依靠战争和掠夺获得的不平等利益。

霸权的自我吞噬与中等国家崛起

较之过去西欧的模式，连美国人都认为自己是人类史上“最仁慈的霸权”，并把世界的和平归结为“霸权稳定论”，在新时期为美国主导的全球治理模式继续存在寻求合理依据。但无论如何，其霸权的本质并无根本改变。而西欧的历史已证明，任何霸权最终都将被自己吞噬。

冷战的胜利把美国推到世界权力的巅峰，新兴的半导体技术革命让美国的物质财富进一步丰盈，而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又把西方政治制度、理念教条化、神圣化。于是，整个西方对自身治理模式由自信陷入迷信。以抽象的“民主、自由”为核心的“政治正确”，成为西方国家及其精英的政治道德准则。

出于对美国霸权实力的笃信进而对“政治正确”的迷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把全球意识形态改造当作全球治理的重点。尽管遭到众多国家反对，但掌握全球话语权的欧美政治精英，仍成功塑造了具有普世情怀的西方与失败、集权国家的对立。在一番文攻武吓之后，以美国为首的欧美开启改造世界的进程，“仁慈的霸权”逐渐显露出冷酷的面目。

美国改造世界的“努力”换来了什么呢？除了一片仇恨以及一个个需要它不断供养的所谓民主新政府，就是被改造国家或地区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势力的滋生。相信霸权万能的美国遭遇了冷战后最大的挫折。

就在美国及其盟友西欧为“政治正确”而奋斗之际，一批经济规模上的中等国家作为新兴经济体悄然崛起了。这是资本主义开始以来，第一次全球范围内中等国家群体性、持续性发展，势头可与资本主义开始之初西欧诸国的发展相媲美。

数百年来由西方主导的经济周期的负面外溢影响，因中等国家的发展而减弱。中等国家合作共赢、经济优先的策略给世界树立了典范，不仅提升了各自经济规模，而且形成了磁石效应，吸引了越来越多国家加入，共同分享经济发展红利。

在全球资本三百年的历程中，首次出现世界经济发展的拉动以中等国家为主导，首次出现中等国家占主导地位的全球性经济政治组织，首次出现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全球化。这些无疑都对美国长期主导的“政治正确”和霸权式全球治理造成严重冲击。

对未来全球治理模式的展望

纵观全球资本三百年，科技让地球变小，资本使世界联通。作为科技和资本先发区域的西欧，一开始就主导了全球治理的手段、模式、进程，改变了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命运。全球治理的霸权模式是欧美人的选择，体现的是他们的国家观、政治观、利益观和历史观。其他非西方国家都仅仅是这个过程的被动参与者。

这种霸权式的全球治理从英国过渡到美国已历时二百多年。作为欧美国家全球实践的产物，其存在具有合理价值，我们不能从空洞的道德角度因反感而反对。随着人类思想的进步、认识的提高和国家国力的此消彼长，霸权式全球治理的外在形式、机理制度还将不停变化、调整，霸权国家会在“利益、责任和贡献”中不断取舍，全球政治治理方式也会日新月异。

许多学者都愿把中等国家的崛起与全球治理的霸权转移联系起来，或者直言挑战美国的霸权。首先，这是典型的欧洲史观逻辑，是“修昔底德陷阱”的前提。就是这个逻辑，让欧洲人打了两次世界大战。历史尚在不远处，中等国家要有这个反思能力。其次，霸权的内涵和霸权产生的环境已发生深刻变化。作为一个欧洲概念，它不可能再成为其他国家和民族追求的目标了。最后，不同历史的国家有不同的处理国家关系之道，霸权在很多国家眼里并非最好选择。所以，把中等国家崛起与霸权转移联系在一起本身就是脱离历史、文化的无稽之谈。

总体而言，对美国来说，跳出传统的欧洲史观，把中等国家的崛起看作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参与全球治理的新力量，让更多国家为人类发展贡献新方案，才是最优选择。只有“开放包容、普惠共赢”的全球治理模式，才能让世界更加和平、繁荣。或许也只有到那时，“世界史”才会真正开始。(作者是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