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光宗：重建婚育文化，应对人口挑战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出生人口数和人口出生率双降。其中，全年出生人口1723万，比2016年减少63万;出生率为12.43‰，2016年这一数据为12.95‰。

这让很多人意外。2016年是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第一年，出生人口达到1786万，比上年增加131万。有关方面预判，全面二孩政策效果呈现有一定滞后性，应在2017年之后逐步显现，最高年份出生人口会超过2000万。但2017年出生人口和出生率的双降，说明生育政策的放宽对生育行为的正面影响并不像预期那么大。

出生人口减少的人口学解释，是已婚育龄女性的人数有所减少，特别是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数量下降。2011年我国育龄妇女数量达到峰值后开始回落，2015年15岁—49岁育龄妇女数量比上年减少约500万，其中20岁—29岁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数量减少约150万。生育母体人口减少必然导致新生代出生人口下降。

出生率下降的社会学解释，则在于生育意愿和婚育文化的变迁。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形成了以晚育独生甚至不婚不育为基本特征的新型婚育文化，事实证明，这种婚育文化的影响非常深刻。综合各家调研，目前我国平均生育意愿估计在1.6—1.8左右，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而实际的生育水平还要明显低于生育意愿。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模式已发生根本性变化，从“不让多生”转变到“不想多生”。

可以说，全面二孩政策出台的意义虽大，但至少目前来看还没释放预期作用。历史地看，我国已开启了意愿弱化型、成本约束型的“低生育模式”。我国独特和快速的生育转变揭示了一个道理：婚育文化的力量要大于生育政策的力量。

2017年出生人口减少和出生率进一步下降，提醒我们要对陷入超低生育陷阱的可能性保持警惕，同时注意防范人口少子化的挑战。随着社会整体性的快速转型、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进一步的人口转变很可能会开启一个常态化的持续低生育时代。在出生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双降之时，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会进一步提高，高龄少子特征渐显。笔者认为，积极应对人口问题挑战的百年大计，在于以“适度老龄化”为基本战略，创造条件鼓励生育，重建婚育文化，复兴中国人口，达到接近更替水平生育率，实现人口的协调发展和社会的持续发展。(作者是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