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茂松：从传统文化中提炼为官之道

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塑造了古代官员的为政之道，而中西文化对官员的塑造又有何不同？要回答这些问题，最好先回到作为中国文化核心的儒家及其开创者孔子那里。

孔子长年周游列国，欲实现“行道而再兴东周之治”的政治抱负。虽然孔子的入世并不被所有人理解，反遭误解、诋毁，但他不忍出世、离群，强调“鸟兽不可与同群”，而要与天下人同群。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政治，因此他也就不能离开政治。孔子不但不回避学习求仕，还鼓励弟子从政。

学与政、学与仕的关系，也在最见孔子精神的《论语》中得到体现。首篇“学而”篇言学，次篇“为政”篇言政，学与政结为一体。即便是专门言学的“学而”篇也出现为政的问题，比如第十章言孔子每到一国“必闻其政”，第五章则专门说如何“道千乘之国”，即如何治理国家尤其是大国。

国家该如何治理？“为政篇”首章说：“为政以德”，即为政者的德性成关键与根本。为政以德更具体为“敬”，即“修己以敬”“修己以安百姓”等。这就是孔子及其儒家影响后世最为深远的修己治人之道、内圣外王之道。修身之内圣只是起点，从政而“治国平天下”才是终点。

修己以敬是为政以德的起点，而后有扩展，这就是《论语》中所言：“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中国文明从一开始就是大国治理，不同于只有几万公民的古希腊雅典城邦。归为一点，孔子所谓大国治理之要，全在一心、全在一个“敬”字，即面对万民、处理万事要慎重尽心，要慎始，尤其要善终。另外，政事大多繁杂容易使人生倦甚至懒于政事，因此孔子又进一步对为政者提出“无倦”的告诫。

将“敬事”与“无倦”结合起来，可以体会政治的意义所在，也能体会政治家的安身立命所在。修己治人的最终目的是行大道，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中国历代贤臣的鞠躬尽瘁以及汉武、康熙等帝王勤政的意义何在，就能理解为何中国传统中几乎所有一流精英尽数投身政治实践。

修己治人之道在于为政者的德性、心性，但同时也制度化为一整套外在的士大夫官僚制度，其价值理念是“设官分职，任贤使能”。这是中国政治传统的实质所在，即官之为官，不只是表面的政治权力问题，更在于贤能。修己治人的制度化，促使中国形成了世界文明史上独有的士大夫阶层。以修己治人为基础的士大夫精神，更是成为理解中国政治传统的关键所在。

作为对比，再来看西方文化下的官员。西方没有士大夫阶层，西方文化在政与教，即基督教的神权与世俗政权之间构成矛盾冲突。最初，神权强调人的得救在于上帝而不在世俗政治，因而对世俗政治、政府不信任。到了近代，西方虽然出现对神权政治的批判，主张政教分离，但又转向了对世俗政治权力的极度强调，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霍布斯的《利维坦》就是最好的例子。

可见，西方传统上并不像中国这样强调“政者，正也”，不像中国传统上就有“好官”的观念。西方世俗政治虽然经历了摆脱宗教的独立过程，但西方社会基于基督教传统而不完全信任世俗权力的情况仍然存在。相反，中国历史上的政治与教化一直合而为一地掌握在士大夫阶层手里，不存在对政治、政府的不信任问题。

另外，西方近代社会演进为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社会形态是以工、商以及资本为中心，政治实质上是围绕工、商、资本的利益而存在，而不是像中国这样一直处在社会中心位置。

西方中世纪是封建社会，政治、军事由世袭的国王、领主、骑士掌控，文化却掌握在基督教教士那里，再下面则是农民与农奴，这就形成了不同阶级，出现代表不同阶级的三级会议。三级会议到近代发展出多党制，西方社会对政治的理解，也更强调多党之间的竞争和权力之间的制衡。

多党制竞争以竞选执政为目的，注重演讲、辩论及许诺，以打动和争取选民。但中国传统却不一样。《论语》中说“巧言令色，鲜矣仁”，这实际关涉到识人、用人问题，要求官员谨言慎行、行在言先。孔子强调的“敬事而信”的“信”，其实也与这种言行逻辑有所联系。西方政客竞选时的许诺与当选后的兑现往往是两码事，所以竞选之“信”大打折扣。

初步比较了中国传统与西方文化下的官员后，再来看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塑造力，对今天的官员又有怎样的影响。当代中国延续了几千年来的大国政治，政治和政府仍是社会主轴，这集中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上。与党的重大责任担当相对应的，是对党员干部较之普通百姓更为严格的自我约束要求。

中国共产党始终强调党员的修养、作风建设，强调党纪严于国法，这些在深层次上都是对士大夫精神、对中国传统内圣外王之道的继承与更新。除了党员的严以修身，全世界政党中唯有中国共产党提出建设“学习型政党”，并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校，这也是对“仕而优则学”的继承与现代转化。

如上，我们看到“内圣外王”“修齐治平”的传统对今日中国官员的深刻塑造。中国原生道路文明深厚的精神传统使官员不需要宗教，而能在政治实践中明大道、行大道。(作者是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资深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