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缉思：世界政治潮流与美国的历史作用

内容提要：本文从全球视角探究美国在世界政治潮流中的作用｡从建国到冷战结束前,美国成为在全球范围内真正具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全方位影响和引领作用的大国｡冷战后的美国政治仍然对世界政治潮流产生重大影响｡但近年来的美国扮演了“战略误导”“战略迷失”的角色｡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全球声望急剧下跌｡不过,美国需要应对的一些内外困境,也是其他很多国家所面临的｡

关键词：美国作用  世界政治  历史潮流

首先需要界定本文中的“世界政治”概念。顾名思义，“世界政治”区别于“国际关系”或“国际政治”之处，在于后两者主要涉及国与国之间的问题，但世界政治包含了全世界范围的问题，领域更宽。世界政治涵盖了国际政治或国际关系，同时更多地涉及国家、社会内部的政治，包括政治制度、政治思想、民族宗教等问题，也涉及超越国家的政治变化和潮流。18世纪的美国独立、法国大革命，20世纪的俄国革命、中国革命，以及近年来美国国内政治的重大变化，都属于世界政治的范畴，但很难说是“国际政治”或“国际关系”问题。世界政治又不同于“全球政治”，现代意义上的全球政治主要涵盖了20世纪全球化加速发展以来的问题，更多的是当代维度的现象。神圣罗马帝国的政治属于世界政治的研究领域，但那时还没有形成全球政治。因此，“世界政治”的概念在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上均比其他相关概念具有更丰富的内涵。

如果使用“世界政治”的概念来统揽我们这门学科，我们的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都需要进行适度调整。世界政治学需要与其他学科的相互交叉，进而补充区域国别研究的知识。我认为，世界政治研究大致有四个维度：一是地理空间的维度，也就是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之间的异同；二是历史的维度，例如今天的瑞典和阿富汗有很大的差异，但是历史上的瑞典可能和今天的阿富汗有不少相似之处。未来的阿富汗是否会成为今天的瑞典？这是历史维度和地理维度的结合，而历史在世界上的发展并不均衡；三是文化的维度，包括宗教、种族、社会等，需要进行比较研究；四是政治学的维度，国际关系是政治学的一部分，而政治学是社会科学的一部分。我认为，把这几个维度联系起来，可能会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关于世界政治的学科体系。

本文尝试从世界政治的视角探究美国在世界政治潮流中的作用。美国是当前世界上政治、经济影响最大的国家。本文试图通过各个历史时期世界政治的发展轨迹，与美国同一时期的政治主题进行比较，来探寻美国在世界政治演进过程中的作用。

一、冷战结束前美国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

世界政治的发展可以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农耕时代，大约从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15世纪末，即西方发现美洲大陆、工业革命之前，发展以农业生产为主，工商业不发达。这一时期世界政治最突出的现象是帝国兴衰交替，征战奴役，抢夺领土资源，还发生过十字军东征之类的宗教战争，出现过像拜占庭帝国那样的政教合一体制。第二阶段为西方扩张的时代，也就是16世纪末到19世纪末，西方工业化进程开始加速。第三阶段为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至冷战结束。第四阶段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从冷战后持续至今。

美国立国成为主权国家，是在农耕时代之后。正因为如此，美国人建国时选择了共和制而非君主制，将政府和教会分离，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共和制和政教分离，成为此后世界各国纷纷确立的政治原则。

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了主权原则，主权国家体系正式诞生。此后，西方世界出现了两大历史变化：一是欧洲文艺复兴带来的思想解放生根发芽，民主共和制度开始在部分西方国家确立；二是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带动了西方国家的崛起和残酷扩张，全球发展很快失衡，出现了西方和非西方的明确分野，中国、印度、土耳其、伊朗等国家（当时还不用这些国名）在经济和社会发展领域远远落后于欧美。在此背景下，美国爆发了独立战争并发表《独立宣言》，后来又制定了美国宪法。在美国独立战争的鼓舞下，法国大革命、加拿大和拉美国家的独立运动相继发生。在经历了南北战争和解放黑奴运动之后，到19世纪末，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强国，并逐渐开始引领世界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潮流。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盛赞华盛顿、林肯等美国领袖和美国建国之初的创新精神。当然，贩卖黑奴和美国的种族歧视也是人类历史中的黑暗一页。总体来说，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发展方面还是在民族独立方面，美国都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

20世纪上半叶，世界进入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两次世界大战，俄国、中国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都是在这一时代发生的。战争、内乱、政治迫害、种族屠杀（如迫害犹太人）、经济萧条，都是此起彼伏，泛滥成灾，其所引起的死亡、痛苦、灾难、破坏是全球性的，是以前的其他时代无法比拟的。美国当时处于怎样的地位？美国赢得了两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在两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里，美国付出的代价相对最小，收益却相对最大。在俄国与中国的两场革命里，美国是失利者，不过也并未对美国本身造成特别重大的损失。

从20世纪初开始，经济全球化已经有了雏形，美国是最大的受益者，它提出的对华“门户开放”政策及其所代表的政治经济原则和理念，将全世界的资本吸引到美国。在经济领域，洛克菲勒、摩根等财团，花旗银行、高盛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可口可乐、好莱坞等消费品牌，波音、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福特汽车等工业技术品牌，都是在这一时期兴旺发达起来的，而且几乎渗透到全球每一个角落。在社会领域，美国出现了进步主义运动，试图纠正严重的社会弊病，如贫富差距过大、贪污腐败严重、垄断盛行，等等。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进步主义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通过反托拉斯法有力地打击了垄断集团，并通过制定法律，保护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保障劳工利益和个人自由、加强食品安全，使美国得以重新焕发活力，在世界强国之林独树一帜。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爆发世界经济大萧条后，美国政府加强对经济的干预。罗斯福新政的出台，在很大程度上挽救了世界资本主义。在国际事务中，威尔逊总统在“一战”后提出“十四点计划”，提倡民族自决，主张废除秘密外交，清除国家间贸易壁垒，推广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美国从第一经济大国跃升为第一军事强国和政治大国。

“二战”结束之前，世界上主要有三种相互竞争的不同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直至代表这三种不同制度的国家（苏联、德国、美国）之间发生战争。第一种是社会主义制度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其代表国家是苏联。这一阶段的苏联不仅经济发展迅速，建立了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且其社会主义公有制、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集中制、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对外部世界有强大的吸引力。苏联主导的共产国际影响深远，激励了民族解放运动和许多国家的暴力革命。苏联的崛起给西方带来了巨大震动，给世界提供了新的发展道路选择。第二种是以德国为代表的法西斯主义。人们熟知的“纳粹”是“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音译。纳粹德国建立在绝对的国家权力之上，国家掌控经济命脉，以极端民族主义、军国主义和领土扩张为特色。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西班牙、阿根廷、日本等国都很有影响。第三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私有制资本主义，国家保护私有制，标榜个人自由，对市场进行有限干预。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1941年提出的“四大自由”，即“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同美国的价值观十分接近。三大国所代表的三大主义之间的斗争，以苏联和美国联手、彻底战胜德国法西斯主义而告一段落。

“二战”结束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制度、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意识形态的斗争，成为世界政治的主线。苏联和美国分别代表了这两大势不两立的制度和意识形态。早在“二战”完全结束前，美国就为战后国际秩序绘制了蓝图，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等都起源于当时，都是美国主导设计的。振兴欧洲经济的马歇尔计划、美国和西欧防务一体化的北约，则分别体现了美国的世界经济发展合作理念和国际安全理念。苏联偏向社会主义的激进革命，而美国偏向资本主义的渐进变革。苏美两国分别代表着两种国家发展思路和对人类前途的不同憧憬，各自引领着世界政治潮流。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大加强了社会主义阵营。北约也在当年组成，世界真正进入两大阵营对抗的冷战阶段。在全球战略格局中，苏联和美国都以意识形态为指针，从各自继承下来的俄罗斯文化和基督教文化中，培育出一种强烈的“救世主”意识，成为两大营垒的盟主，形成了苏美争霸的态势。工业革命后世界秩序以欧洲为中心的状态不复存在。与此同时，民族独立运动在“二战”后兴起，从南亚、东南亚至中东、非洲、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殖民体系从衰落走向完全崩溃。这些前殖民地国家在独立后开始国家建设，形成了一个日益强大的第三世界群体。

冷战初期，苏联带领东欧国家组成经济互助委员会和华沙条约组织，中国、朝鲜、越南都加入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20世纪50-70年代，苏联曾在某些方面占据了对美国的竞争优势，比如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经济发展速度一度高于美国。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强化了资本主义制度和自由主义思想，西欧国家、日本、“东亚四小龙”（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都属于资本主义世界，它们在经济上相互合作，推动了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全球化，美国从中获得了巨大利益。一些国家和地区，包括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以及不少发展中国家，在美国的压力和“指导”下，走上西方民主化道路，但成功者不多。美国在冷战的一段时间内遭受了重大挫折。从20世纪70年代的美元危机、越南战争失败、石油危机、水门事件至1979年伊朗人质危机，美国的国际地位走进了低谷。直到1981年里根总统上台后，美国才重振国力，逐渐形成对苏联的压倒性优势。

研究冷战史的学者通常更多研究的是苏联为何失败并最终解体，却很少关注美国是凭借什么取得对苏优势并赢得冷战胜利的。事实上，美国是通过深刻的国内变革而非强硬的国际政策对苏联不战而胜的。美国在40多年的时间里，国内政治、社会、经济都受到了冷战的巨大冲击。在政治方面，同苏联的全面对抗使反共成为一种毋庸置疑的政治正确性。但是，麦卡锡主义时期的反共政治迫害涉及人数不多，未造成大范围的冤假错案。包括激进左派在内的各个政治派别在反苏反共方面达成了共识，巩固了以自由民主为核心价值的意识形态。在社会文化方面，黑人遭受的严重种族歧视使美国在冷战初期备受世界谴责，迫使美国从法律和政策上做出重大调整，整个国家向种族平等迈出了重大步伐，从而加强了社会凝聚力。在波澜壮阔的“反文化”运动中，产生了一些新的社会共识，强化了平等、宽容、爱国的意识，逐步形成了作为另一种“政治正确性”的多元文化主义。与此同时，宗教复苏将社会拉向保守的方向，同多元文化相互适应，基本形成了以“基督新教—天主教—犹太教”为主体的宗教格局。到了冷战后期，保守主义思潮占据了社会主流。在经济方面，冷战期间的战备和对外战争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滋生了军事工业集团同政界、商界勾结所产生的严重腐败。然而防备核战争的计划也大大刺激了高速公路、汽车、建筑等行业的蓬勃发展，改变了人口、城市化和工业布局，促进了消费文化，间接提高了社会福利。国防工业的发展同科技、教育紧密结合，催生了许多技术创新（如计算机）和制度创新（如战略智库）。

以上因素综合起来，构成了美国赢得冷战的主要国内依托。特别值得研究者注意的是其中若干极具美国特色的现象。首先，上述国内变革是在一系列引人注目的重大历史事件中实现的，展现的是一种风雨飘摇中的“动态平衡”。这种动态平衡所维护的社会稳定的程度，要高于苏联那种用政治高压维持的表面稳定，因为美国的资本主义法治传统与体系，始终将社会动荡和领导人的更迭控制在一定的制度规则之下。其次，美国国内变革的推动力量不但来自政府，更重要的是来自社会，包括社会中的所谓反叛力量，如左派知识分子和“反文化运动”中的激进分子。一方面，美国的反苏反华政策对国内的反共意识形态起到了强化作用；另一方面，美国社会中根深蒂固的基督教传统、私有制思想、对个人自由的崇尚，都对苏联式或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产生了与生俱来的反感。因此美国社会的变革无论如何不会向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最后，冷战时期的美国始终充满一种危机感和忧患意识。夸大对手苏联的实力，同时唱衰自己，以提高国民对敌国的警觉和激发国民的斗志，是美国一贯的做法。

在冷战时期，美国将对抗苏联作为对外关系的重心。世界上的国家和政治集团，无论其意识形态倾向是左还是右，政治制度是专制还是民主，只要反对苏联就能得到美国的支持。同苏联的斗争既包含意识形态冲突，也包含政治制度竞争，还体现了地缘政治考虑和全球霸权争夺。美国当时没有把推进民主化和人权作为对外战略重点，对苏联进行的政治渗透事实上并不成功。族群和宗教冲突本是有史以来世界政治的一大突出问题，但是冷战时期的东西方对立掩盖了族群和宗教矛盾，前殖民地国家的国内问题被放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次要地位，这也就为冷战后世界的“文明冲突”和“反恐战争”埋下了隐患。

二、冷战结束后的美国与世界

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的主题转变为和平与发展，并大致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为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的十年到十五年时间。在这一阶段，世界政治潮流似乎像福山在“历史终结论”里所预想的那样，朝向西方式的自由民主。许多国家都卷入亨廷顿所描述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叶利钦领导下的俄罗斯重建的国家制度，至少在表面上同西方民主制相类似。东欧出现剧变，推翻了共产党的领导，又在此后爆发“颜色革命”。20世纪90年代南斯拉夫解体后，新成立的国家模仿老牌欧洲大国的政治模式，对外关系方面向欧盟靠拢。拉美军人政权纷纷还政于民。不少非洲国家摈弃了苏联式发展道路，推翻或改造了独立初期由民族解放领导人开创的政权。乍看起来，大半个世界似乎都在用西式民主自由的思想武器对抗“专制统治”。

同一时期，美国政治和外交也出现了显著的变化，其方向同世界政治变化趋势是一致的。换一个角度看，也可以说美国在继续引领世界政治潮流。在政治思想方面，美国宗教右翼（主要是基督新教右翼）正在复兴，这同教会（主要是东正教会和天主教会）在俄罗斯、中东欧地区的复苏遥相呼应。倾向自由化的美国政治派别则高举多元文化主义和“政治正确性”的大旗，其内容包括反对歧视妇女、少数族群、其他宗教、同性恋者等，并强调保护生态环境。由各类非政府组织构成的公民社会应运而生。美国公民社会的兴盛带动了世界其他地区的自由化浪潮。在外交上，“历史终结论”和“民主和平论”风靡一时，人权外交在克林顿执政时期被放在了突出位置，同经济扩张和国家安全并列为“三大支柱”。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轻松打赢了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一度变得不可一世。有人声称世界进入了“单极时刻”，还有人预言21世纪仍将是美国世纪。回望冷战胜利后的美国，克林顿当政的八年是美国现代史上国力最强盛的时期，享受到了“和平红利”，也没有任何外部力量能对美国构成真正的挑战。

但是，冷战时期遗留的民族、族群与宗教问题此时在世界舞台上日益凸显，具体事例包括卢旺达大屠杀、南斯拉夫内战、车臣战争、“基地”等宗教激进势力的崛起。同时，全球人口发展失衡，欧洲和美国人口增速放缓，俄罗斯人口呈现负增长，西欧、北美、俄罗斯劳动力出现短缺，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而南亚、撒哈拉以南非洲、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人口增速较快，人口日益年轻化。这些地区同欧美国家的经济差距和生活水平差距扩大，造成经济发展和财富分配进一步失衡。人口和经济的双重失衡，驱动跨国、跨地区、跨洲的大批人口迁移，中东、北非移民向欧洲流动，拉美移民大量流入北美。独联体内部移民也迅速增加，从经济相对落后的中亚、南高加索国家流向俄罗斯的欧洲部分。新移民、难民同移居国家的原有住民之间，肤色、语言、宗教信仰往往不同，经常产生矛盾。非洲和中东部分国家的动乱，多数同族群、宗教问题相关。

冷战后的民族宗教矛盾在全球范围变得日益尖锐，也反映到美国国内政治，引起了许多人的忧虑。亨廷顿在1993年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在某种程度上是影射美国国内问题，他的忧虑后来更明显地表现在2004年出版的《我们是谁？》一书中。在这本书中，亨廷顿认为，一旦美国的主流文化不再由盎格鲁—撒克逊白人的基督新教信仰为主导，那么美国最终可能走向解体。从美国的立国之本来看，他的忧虑不无道理。随着拉美和东亚移民的快速增长，美国的民族凝聚力也开始下降。美国白人开始意识到，旨在纠正歧视黑人的“矫正性行动”（Affirmative Action，又译肯定性行动）已经矫枉过正，传统价值观和主流文化失去了往日的辉煌，社会变得日益不公。宗教和族群认同问题就成为冷战后美国国内的一个突出问题，这与世界政治的基本趋势是一致的。

冷战后的第二阶段为2001—2016年。这一阶段世界政治的一个特点是强调市场作用和政治民主化的新自由主义遭到抨击和抵制。在拉丁美洲和非洲，新自由主义的试验多数失败了，在东欧也遭遇很大阻力。民主化浪潮同样遭到反抗和挫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资本主义的弊病进一步显露，全世界范围内的贫富悬殊继续加大，“大中东”地区（从阿富汗、巴基斯坦到北非的广大地区，多为伊斯兰国家）的动荡在加剧。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后，美国起初出现了错判，以为“阿拉伯之春”是反抗突尼斯、埃及等国暴政的民主运动，实际上这一运动并非只是对本国政权的不满，而是掺杂了太多对社会现状的反感，对生活前景的失望，包括对美国和西方的不满。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上台后很快又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军人为首的高压政权。随后是叙利亚的长期内战，中东大部分地区陷入混乱之中。

美国社会受到2001年“9·11”事件的巨大震撼。从小布什到奥巴马执政的16年里，出于对国内外穆斯林的恐惧和警惕，政府以反恐名义加强了对社会的管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损害了公民自由。2003年开始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加上国内的治安投入，耗费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和社会资源。“9·11”刚刚发生时，美国人同仇敌忾，表现出了很强的国家团结精神。但是随着恐怖主义威胁的下降，美国国内社会的贫富差距和族群矛盾就浮到了表面。由于金融监管不力等种种资本主义积弊集中发作，2008年爆发了几十年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也加速了美国的社会分裂和左右争吵。左的方面，是社会的99%反对1%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席卷美国；右的方面，则是在全球化中利益受损的白人中产阶级组成的“茶党”异军突起，代表民粹主义思潮向奥巴马为代表的权贵发起攻击。虽然左右两边均对政治建制派表示极大不满，但双方却无法在诊断政治病因和寻找药方方面达成共识，这就为高举民粹主义大旗的特朗普赢得2016年总统选举埋下了伏笔。

在奥巴马执政的八年，他宣称自己的原则是在外部世界“不做蠢事”（主要指不像小布什政府那样频繁对外使用武力），集中处理国内事务。奥巴马时期尽管国内经济增长了，但医疗改革和社保改革没有成功，贫富差距没有缩小，宽松的移民政策引起了以欧洲白人后裔为主的传统社会的更大不满。在对外政策方面，从阿富汗和伊拉克脱身使美国进退两难，与俄罗斯的关系因乌克兰危机而恶化，因担心中国崛起而提出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无果而终，中美关系开始走下坡路。“不做蠢事”不但没有带来美国人的好感，反而被视为放弃在世界上的领导权。

奥巴马试图转变小布什时期以反恐为第一优先的国际战略，纠正迎合“华尔街肥猫”、石油集团、军工集团利益的国内政策。这些在表面看来是进步的理念，为何在实践上没有成功落实？关键在于美国国内传统习惯势力积重难返，对奥巴马的掣肘十分强大。奥巴马成为第一位美国黑人总统，重用希拉里·克林顿等女性官员和非白人。在传统社会和官场中，他们的政策主张遭受强烈的消极抵制。更重要的是，美国政治的两极分化，族群间的裂痕，都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奥巴马的八年，未能减轻政治痼疾。在共和党保守势力的阻挠下，美国人在应对气候变化、发展可再生能源、削减国防经费、改革教育等问题上都难以达成全国共识。虽然美国社会仍然存在一些积极因素，例如公民社会的发展，高技术领域仍旧独占鳌头，并继续吸引大量全球高端人才，但同冷战刚刚结束的时期相比，美国在世界上的软实力和“民主灯塔”效应明显下降了。

如果要对后冷战时期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做一概括，可以看到三个各具特色的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最后十年，即老布什总统执政后期和克林顿当政的八年，美国的实力地位达到了历史的顶峰，美国经济一度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0%，若干年份甚至占到33%，同时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没有强劲的对手。在这种环境下，美国过分自信，将冷战的结束片面地归因于西方民主制度和自由主义思想的优势，而忽视了世界的多样性。世界并没有像它所设想的那样，向民主自由的方向大踏步前进，而是在“潘多拉盒子”打开后，出现了更多的民族宗教冲突，以及对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反弹。

第二阶段是小布什执政时期，美国的战略方向出现了两个重大偏差。第一个偏差是在2001年“9·11”事件后发动“反恐战争”，视伊斯兰激进势力为主要敌人。小布什甚至宣称要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消灭恐怖势力。实际上，消除暴恐势力是全人类的长期任务，将暴恐活动简单地归咎于伊斯兰势力，以暴易暴，不仅迷失了方向，也在国际上孤立了美国自己。第二个偏差是新自由主义政策下金融杠杆的过分使用，金融市场的过度投机，金融监管机制的失控，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长期失衡，酿成了2007年始于美国、2008年肆虐于全球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不仅导致世界经济发展严重受阻，也加剧了全球经济不平等。

第三阶段是奥巴马执政时期。奥巴马政府试图对过去的战略和政策进行纠偏，但基本上是无功而返。奥巴马政府的中间偏左路线，同当时美国国内政治和世界政治向右偏转的潮流相抵触，其失败是有深层国内根源和广阔世界背景的。

三、世界政治新阶段的美国角色

笔者提出“世界政治进入新阶段”，既是基于世界历史的一种长线观察，更是基于近年来世界政治发生的一些引人注目的重大变化。“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如果说冷战结束时天下大势以合”为主流的话，新阶段的世界政治正在陷入巨大的旋涡，“分”的逆流迎面而来。新阶段世界政治中的分化和分裂，是由两方面的长期因素造成的。第一个因素是经济不平等进一步扩大。一些资料显示，无论是国与国之间，还是国家内部，现阶段全球范围的经济不平等，均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第二个因素，是全球范围人口流动所带来的社会认同的重新组合。种族、族群、教派、文化、价值观等方面的社会认同割裂，加剧了许多国家政治的极化。

上述两个长期因素的结合，即经济不平等沿着社会认同的断层线加剧，构成了世界政治新阶段的若干特征。美国近年来的政治趋势，同这些世界政治的新特征的重合度很高。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民粹主义一浪高过一浪。右翼的民粹主义主要表现在以白人保守派为主体的茶党运动，口号是反对高税收、高支出和医保改革，要求缩减政府规模。茶党运动中多有歧视非主流族裔、反对奥巴马总统的人。2011年开始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代表的是偏向左倾的民粹主义，参加者以下层草根阶层居多。民主党人利用“占领华尔街”运动对国会共和党人施压，企图迫使他们通过民主党人提出的创造就业、增加税收等法案。这两个运动加剧了美国政治的两极分化。在2016年的美国大选中，特朗普和共和党人竭力挑动右翼民粹主义，并且将其同日益上涨的民族主义和白人种族主义思潮结合起来，煽动反移民情绪，提出“美国优先”的口号。特朗普入主白宫后，变本加厉地推行其政策主张，否定奥巴马政府的成绩，激烈攻击民主党。美国两大政党势不两立，争斗空前激烈，两党都在重新划分选区上做文章，加剧了美国的族群矛盾和社会裂痕。传统上美国号称“民族熔炉”，曾被认为有希望成为不同族群融合的楷模。美国社会精英希望，不同种族、肤色、宗教、政治倾向的移民到了美国，能够融入主流社会，忠于美国，而且移民的第二代、第三代能够同化得更好。但是近年来族群和移民问题的发展趋势与这种希望背道而驰。

与美国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同步发展的，是西方其他国家以至更大范围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相互呼应、同时上升的潮流。这一潮流推动了英国公投“脱欧”。法国的国民阵线、德国的选择党、意大利的五星运动党、澳大利亚的单一民族党、新西兰的优先党、奥地利的自由党等，都带有右翼民粹主义色彩和反移民倾向，近年来都在本国获得了更大的政治能量和支持。许多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后，曾经对欧盟抱有很高的热情与期待。但随着民粹主义的兴起，东西欧之间似乎又一次筑起了一堵高墙。同西欧相比，民粹主义政党在中东欧国家的势力更加强大。波兰、匈牙利、捷克现在的执政党都对欧洲一体化持保留态度，反对欧盟被德法等大国主导，不愿意接收难民。在韩国、马来西亚、泰国等东亚国家，民粹主义也对政局造成了很大影响。

民粹主义的来源是人们普遍的不安全感。在21世纪，这种不安全感主要不是来自战争和暴恐行为的威胁，而是来自相对收入下降、就业和社会福利无保障、教育机会和医疗待遇不平等、环境污染等与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在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人们对全球化、现存政治建制的怨言越来越多。经济民族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在特朗普政府中大行其道。特朗普政府向很多国家挑起贸易摩擦，其动机在于利用其国内民众的不安全感、被剥夺感，同时诿过于外。美国对外发动贸易摩擦，也激起了很多国家的反美民族情绪，引发了它们保护性的相应政策调整。

在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共同作用下，人们往往寄希望于权力集中的政府以及强大而决策果断的政治领袖，来领导他们恢复民族荣耀，凝聚国家认同，并采取强力的措施来改变不公正现象。冷战后采用多党制的“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民主化进程中不断发生种种乱象，包括贿选、腐败、暴力冲突、政治对立，等等，为威权主义的复归和强人政治的回潮提供了深厚的土壤。当今世界政治中的许多“强人”，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捷克总理巴比什、印度总理莫迪、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埃及总统塞西、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等，他们的个人背景、政策偏好、从政经历、领导方法都有很大差别，但都有鲜明的个性，都在一定程度上鄙视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善于利用本国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采取一些出人意料甚至在政治和法律方面“出轨”的行动。

虽然特朗普当选总统有一定的偶然性（在参加投票的美国选民中，他比希拉里·克林顿少了280多万张选票，是靠选举人团中的多数当选的），但他上台后的所作所为（其中许多可以说是“肆意妄为”）仍然可以维持一个国内相当多人数的“铁杆粉丝”；特朗普自比里根（也被很多人比作里根）甚至林肯。这些情况，都可以说明对政治人物的偶像崇拜在美国不但没有绝迹，反而正在卷土重来。与国家社会制度的示范效应相类似，强人政治也有示范效应。几年来世界政治中的强人不断涌现，绝不是偶然的。

伴随强人政治回归的，是威权主义在很多国家抬头。就美国传统而言，自由价值观是天经地义，威权主义是离经叛道。但是关注个人的自由主义，同忠于本族群、本国家的民族主义之间有着难以克服的矛盾，而且这种矛盾正在日益凸显。在今日美国，多元文化主义不再时髦，右翼民粹主义甚嚣尘上，特朗普动辄斥责“假新闻”，对自由派传统媒体深恶痛绝；在今日世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民主光环销蚀，软实力下降，话语权受到强烈的质疑和抵制。被美国人长期指责为“威权主义”的中国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快速经济增长。虽然将世界简单划分为“民主”和“专制”两类国家的观念在美国政界仍旧盛行，但推广西方民主和人权价值观，已经不再是美国外交的主要目标之一。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在美国同时上升，标志着美国传统价值观受到严重冲击，威权主义的幽灵若隐若现。自由主义衰微的趋势是全球性的。威权主义和强人政治的回潮可能不是短暂的历史现象，而代表着世界政治新阶段的重要特征。

在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下降后，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正在各国形成一种新的“政治正确性”。一个政党或政治派别、一位政治领导者的对外政策表态越强硬，表现出的民族主义和排外情绪越强烈，就越容易得到国内政治支持。这一倾向集中表现在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限制移民、扩充军费等政策中。美国2018财年的国防预算较2017财年约增长10%。特朗普政府还极力迫使其安全同盟体系里的国家增加国防预算，以减轻美国的海外防务负担。特朗普政府公开把中国和俄罗斯定位为美国的主要安全威胁，加剧了大国间的地缘战略竞争。近年来，在美国的督促或刺激下，世界主要国家纷纷大幅增加本国的国防预算，加速发展武器装备，提升军事实力。中东和亚太是全球军费增长最快的两个地区。中东地区国防预算每年都保持两位数增长。

综上所述，笔者所观察到的世界政治新阶段有三个主要特点：一是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同时上升，二是强人政治和威权主义卷土重来，三是地缘战略竞争日趋激烈。在这三个方面，美国所扮演的角色都可以说是“开风气之先”，而不完全是“随波逐流”。

四、结语

归纳起来，美国自建国至冷战结束的200多年里，在世界政治潮流中的活动轨迹和引领作用基本清晰。从独立战争到南北战争，从工业革命到垄断资本主义，从威尔逊倡导的国际主义普世价值到罗斯福新政挽救资本主义危机的举措，从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到战后国际秩序的重塑，从对抗苏联到推进全球化，美国的发展脉络和主导思想是一以贯之的。美国发展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及其上层建筑，并对之加以改革和创新，建立了人类有史以来第一个在全球范围内真正具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全方位影响和引领作用的大国。美国经历过多次严重内外挑战和国力衰落的危险，包括19世纪60年代的内战、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大萧条、60年代至70年代的一系列内外危机，还发动或参与了数不胜数的战争。总体上看，美国的国力是向上发展的，国际地位是上升的，从未被战略对手从精神和物质上完全战胜。至于美国在这长达200多年的世界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是推动了还是阻碍了历史进步，站在不同的政治立场上，可以做出完全不同的判断。

进入21世纪以后，美国政治和社会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在世界政治中扮演了“战略误导”的角色。“9·11”事件后，美国将“反恐”作为第一要务，发动了阿富汗、伊拉克两场战争，致使有关国家生灵涂炭，又消耗了本国无数财力物力，造成巨额财政赤字。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国内政治经济矛盾积重难返的结果。奥巴马执政的8年，错过了原本可以利用的机遇期，将“战略误导”演化成“战略迷失”。

特朗普执政后的近两年时间里，美国对外战略进退失据，政策指令经常朝令夕改，决策班子和决策程序十分混乱，全球声望急剧下跌。一方面，至少可以说，美国20世纪在世界上所积累起来的光环已经大大褪色，现在世界上没有多少人还会视今日美国为政治民主、族群平等、社会凝聚力强、多元宽容的榜样。另一方面，若由此而推断美国实力已经一蹶不振，日薄西山，尚无足够根据。美国对内凝聚力和对外影响力的下降，并不一定意味着其他一些国家一定能比美国做得更好，更有吸引力。美国需要应对的一些内外困境，也是其他很多国家所面临的。

当今世界和美国都凸显两大问题：一是信仰和社会认同分裂问题，二是经济不平等和社会公正缺失问题。第一个问题，在美国表现为传统的瓦斯普文化（即白人盎格鲁-撒克逊基督新教文化）同多元文化主义的思想矛盾，以及传统白人群体同后来涌入北美的非洲、拉美、亚太地区移民的社会矛盾。第二个问题，在美国集中表现在“占领华尔街”运动和“茶党”运动之中。在缩小贫富差距问题上，美国至今没有可行的解决思路和方案。美国如何应对这两大问题，具有全球意义。美国政治及其同世界政治的关系，是充满趣味而又有实际意义的研究课题。

（本文选自《世界政治研究》2018年第二辑，作者授权观察者网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