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伟：2018年的国际形势，世界体系新起点

【文/黄仁伟】

当前国际形势出现了一些新的复杂趋向，如何看待2018年乃至今后几年的国际形势走向，笔者提出以下几点观察。

第一，2018年中美关系将面临比较严重的不确定性。这个不确定性是负面的，而非朝向建设性方向。核心不是中美潜在的军事冲突，而是经济对抗，对此，美国是有备而来的。2017年底出炉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无论涉及什么领域的问题，甚至价值观领域，其实都在讲经济问题，都和经济相关。美国认为中国对美国经济的“侵略”已经威胁到美国核心的安全利益。所以中美之间很可能会出现贸易战，不管是大规模、中规模还是小规模。这是我最担心的一件事，就是中美在经贸领域要发生一次真正的贸易战。我们要做好思想准备，有备无患，这样它真打过来时，受冲击的力度才会小一些，才能经得住打击。

第二，就是美国在战略上把中国定位为“竞争对手”。为了这个定位，美国会有一系列政策跟进，比如对中国经济、科技、教育、文化交往的各种限制，会出台全面的政策雏形。中美之间一些过去认为比较好沟通的问题，现在都非常难了。当然，这还不叫“修昔底德陷阱”，还没到那个程度，但是气氛被严重地破坏了。本来可以商量、讨论的事，现在门被关上了，四个大机制下面的几十个小机制都被关掉了。这不仅会影响中美关系，也会影响地区安全和全球治理。

由此而来，美国现在叫“印太”的地区会发生地缘政治上的结构性变化。具体有两个层面上的变化，一个是我们已经熟知的那些热点，就是朝鲜半岛、台海形势、南海形势，还有一个小“点”是马六甲海峡通道问题。然后就是美日澳印的准联盟，美国要把更多的印太国家拉入这四国联盟。这是一个不那么固定的联盟，他们也叫伙伴，但是这个伙伴有比较多的含义。所以能不能破解美国在“印太”地区构建联盟的企图，是我们面临的严峻战略挑战。不能等到它建完了，我们再想办法把它分解掉，而是要在它们成事之前做工作，因为一旦建成了再作分解，代价就太大了。

第三，俄罗斯同欧洲、同美国的关系进入了调整期，或者说进入了一个“间歇期”。美国把中国作为头号对手之后，俄罗斯明显地感到轻松了许多。它从叙利亚撤军，也是这个动作的一部分。在乌克兰和克里米亚问题上，美国也有可能会松动一下。实际上这个动作在特朗普上台初期就想搞的，但是因为“通俄门”事件，逼得他不能有所动作。他一定还是会和俄罗斯进行交换，即如果我在克里米亚问题上松动，你会给美国什么？那就是俄罗斯减少对中国的配合。这是对中国巨大的压力，比如说我们过去在黄海、日本海甚至东海和俄罗斯进行的联合演习，现在俄罗斯不搞了，或减少了。虽然俄罗斯在经济上对中国有所求，但在安全上能不能还像以前那样配合中国，这是一个问题。美欧俄这个三角和美中俄这个三角，都可能出现调整。

第四，中东形势复杂化。中东形势由于俄罗斯撤出，矛盾发生了变化，成了土耳其同美国的矛盾。土耳其坚决要打掉库尔德独立运动，而美国实际上要建立库尔德国家，由此造成了美国同盟国在库尔德问题上的斗争，这件事比原来大家一起打“伊斯兰国”（IS）要复杂得多。当然，美国还是要朝着推翻阿萨德的方向走。

所以俄罗斯撤出以后，叙利亚的内部斗争加上土耳其和美国的斗争，形成了一种新的中东斗争形势，它是局部战争的形态，不是小打小闹、对恐怖分子的一次性打击。这样会使中东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伊朗、沙特是否会卷进去，以什么样的方式卷进去，都将是很复杂的问题。

以色列已经向中国提出一个新的要求，就是希望和中国一起讨论中东问题及地区秩序。如果美国退出，或者减少在中东的责任，以色列感到它的安全是有问题的。所以能不能和中国合作，正在成为以色列在这个地区获得安全的保证之一。但我们怎么跟以色列合作，这个需要认真思考，因为我们有一大批阿拉伯朋友。中东会出现一个大变局，不能小看，这个大变局也会影响欧洲，甚至东亚。

第五，世界经济、贸易和金融的变化。我认为下一步国际秩序中的核心是国际经济规则之争。美国要改变WTO规则，或者要在WTO范围内对中国进行重新规范。很大程度上世界经济的结构性改变是跟规则的改变连在一起的，相当于是对世界经济资源的再分配。

现在中国产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国，已经向装备制造和电子产品的中高级方向发展了，这就跟美欧日在高端产业链里的低端部分产生明显的竞争。最近美国有人鼓噪说“中国窃取技术”，欧洲、日本也跟着这么指责我们。市场竞争是和规则竞争连在一起的，中国对欧洲、美国、日本的投资都会受其影响。

对世界经济的规则之争，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一是我们已经接受的规则可能会变，二个是会增加新的规则来限制我们，三是阻止我们参与制定新规则。

第六，关于“一带一路”。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机制中，我们是主动方，其他国家是接受方；我们是主导方，其他国家是跟随者。因此，随着一些项目的落地，各种风险和矛盾也会浮出水面。比如利益分配问题、项目主导权问题等，这并不可怕，是从原来的无偿援助模式转变为市场投资所必须经过的阵痛。

“一带一路”已经开始进入实质性的检验阶段。中国要检验“一带一路”落地后，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对方是检验“一带一路”落地后，他们是好处多还是损失多。因此，我们要把“一带一路”研究落实到一个个具体国家和具体项目上，而不是大而化之地去谈。

与此相关的就是地缘经济问题。日本继续搞《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抓过了其领导权，并将其改头换面为CPTPP（《全面与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而且签署了。美国会不会重新加入还有待观察。美国正在重点重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我们原本希望借用NAFTA进入墨西哥和加拿大市场，实际上之前的很多商品就是通过墨西哥、加拿大进入美国的。现在美国要把NAFTA的很多后门关掉，还要再设几道新的关卡，并且对进入NAFTA的国家和NAFTA原有成员都要重新进行甄别。此外，在东南亚、在亚洲、在亚太，地区合作机制也会出现问题，在地缘经济方面我们会遇到新的挑战。

第七，就是我们2018年要参加一些大的活动，比如中非合作论坛、G20会议，还有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进口博览会很重要，是中国第一次办，全世界很多国家都会来，中国要把进口变成新的战略资源。美国就是把其市场作为最重要的战略资源，谁对它好，谁就多得美国市场份额；谁对他它不好，谁就少得；谁在它眼里有问题，就分不到市场。我们不会像美国做得这么狠，但是进口确实是中国一张很大的、新的国际经济牌。我们要大量进口能源资源，大量进口高级装备，大量进口尖端技术，还要大量进口奢侈品，现在中国人出国买奢侈品每年要花上一两万亿美元，不如进口了，让大家把钱花在国内。

2018年的G20会议在拉美召开，通过该会议，可以扩大中国在拉美的政治经济影响。现在拉美对中国的态度特别友好，关系发展得非常快。所以，世界很大，不要认为美国对我们不好了世界就都对我们不好，等到我们与别的地区关系搞好了，美国会后悔，觉得把拉美丢掉了，又把中国丢掉了。

2018年1月22日，土耳其坦克等军事车辆穿越边境，挺进叙利亚，参加对叙利亚北部阿夫林地区的“橄榄枝”军事行动，打击美国在叙利亚的盟友——叙利亚库尔德武装。

第八，是意识形态和国家战略的关系。我们要认真落实中共十九大的一些重大概念：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道路选择、道路自信，还有社会主义在世界的复兴等。同时，我们也要实事求是，弄清楚哪些是我们国际战略上最紧迫的事情。

概括起来，我认为上述八点是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新起点，或可叫作大国战略竞争阶段的开始，不仅仅是中国和美国，包括其他大国，印度、日本、俄罗斯、欧盟等。大国战略竞争阶段的开始，就是地缘政治重塑的开始，也是全球治理战略规则重构的开始，体现在三个“重”字上：重现、重塑、重构。

我们自己则要做到三个“解”字：一是了解对手的意图和能力，到底美国想干什么？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其他一系列报告是不是真的已经把美国的新战略确定了，还是只是部分美国强硬派的声音，或者美国虽然想说、想做但是实际上并不具备这个能力，这都是有区别的。二是要化解美国和印度、日本等对我们展开攻势的一些手段。三是要破解新的美国战略思维。大国关系取决于大国的战略思维，现在美国的思维是地缘政治、军事理论、冷战思维以及“修昔底德陷阱”这些东西的混合。还有一个“唯武器论”，它要在武器装备方面领先中国，而这取决于技术领先中国。武器领先五年、十年、二十年，美国对中国的战略选择是不一样的。领先十年、领先二十年，遇到事情它就会格打勿论；而领先五年就不可能打，只能平起平坐，跟你商量。这就是美国战略的基本特点，所以要破解美国战略思维。这就是新的三“解”——了解、化解、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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