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联涛、肖耿：据说中国有四大“陷阱”？好消息是……

【翻译/观察者网张成】在中国改革开放拉开序幕40年之际，中国已然在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走在重回世界最大经济体地位的路上。但是这条路的前方还有四个主要的陷阱。

香港大学亚洲全球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香港证监会前主席沈联涛和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会长肖耿2018年11月26日在“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刊文：《中国的四大陷阱》

首先便是中等收入陷阱。尽管中国人均年收入已经近乎9000美元，中国离世界银行规定的1.2万至1.3万的高收入标准还相去甚远。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上，少有几个国家能够成功跨越这个陷阱。

其中的主要原因是要达到高收入状态，强大的现代组织机构网络不可或缺，它要能够明确个体的权利与义务，促成市场化和非市场化的互动，并通过公平解决争端来落实法治。尽管中国在过去四十多年里一直在发展其体制，但是它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其二，中国可能已经囿于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即当守成大国（在修昔底德的时代是斯巴达，如今则是美国）对新兴大国（当时是雅典，现在便是中国）感到恐惧的时候，战争就变得不可避免。

美国总统特朗普以贸易问题针对中国，意图明确地想要削弱中国获取市场和技术的能力，“修昔底德陷阱”的结局似乎越来越有可能发生。

第三个潜在的陷阱被约瑟夫·奈称为“金德尔伯格陷阱”。查尔斯·金德尔伯格是马歇尔计划的思想构建者之一，他认为20世纪30年代国际秩序的崩溃要归罪于美国未能提供与全球主导力量的新地缘政治地位相匹配的全球性公共产品。按照约瑟夫·奈的说法，要是中国也这么做的话，那么混乱将再度降临，尤其是在美国正在收缩其全球领导力的时候。

最后一个是气候变化陷阱。高收入国家，尤其是那些超级大国，消耗的资源大得不成比例。但是正如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等国际组织极端的警告所言，中国经济及其影响力发展的时代里已经不可能再靠大量消耗资源。因此，中国的领导人们格外支持国际合作，并且主动适应有对环境问题负责的前瞻性政策。

要完全避开这四个陷阱是极度困难的。中国的领导人们必须在复杂而冲突的压力面前应对自如，因为他们需要解决国内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处理与日益不安孤立的美国的关系、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有效合作，并采取行之有效的行动应对气候变化。

好消息是中国的治理体制已被证明能够很好地适应在危机中的快速决策，其主要特点是中心化的政策制定和去中心化的政策试验与执行。在过去40多年里，中国模式已被证明比西方民主体制更加务实、更有效率，因为西方民主体制经常会被机制失调、极化的政治所瘫痪。

中国模式能否成功将中国带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四大要素——才能、竞争、公共品和对责任的承担，中国在过去已经成功地获得了这些要素。

中国坚持着数千年来的传统，将大量的资源投入到甄别、遴选和培养行政及技术人才。这对于中国发展出能够管理大规模公共项目所需要的强大国家实力是至关重要的。随着中国直面这四大陷阱，中国培养和取得人才的能力将会成为决胜的关键。

中国也有效地利用了个人、公司和省市官僚机构之间的竞争，以确保所有的利益相关方都能够对生产力的提高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做出贡献。但是中国市场的发展速度比监管框架快得多，因此如今政策制定者们必须弥补漏洞和监管缺陷，以免影响公平竞争。与此同时，他们也需要解决这些漏洞和缺陷已经造成的后果，比如腐败、污染、过高的负债和过剩的产能等。

这是公共品面临挑战的另一面：尽管中国有大量建设“硬件”基础设施的经验，但是中国在建设“软件”基础设施上却不那么成功，其中诸如竞争规则、会计准则、税收体系、监管模式等。

至于担责的问题，中国拥有间接的、不完美的体系，外部的观察者们对此不甚理解。中国的领导人们取得执政的合法性，靠的不是最多的选票，而是做出诸如经济繁荣、推进改革进程的政绩。随着中国在全球影响力的提升，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将变成确保其担责的另一大机制。

在40年的改革历程中，中国成功地边做边学，以充满活力的市场作为释放价格信号、解决问题的指引。中国尝试了大胆的政策试验，诸如设立经济特区等。此外，中国也已经稳步地融入全球经济。中国若要试图避开前路的陷阱，就需要带着此前的经验一路前行。

（观察者网张成译自2018年11月26日“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马力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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