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竹：深化改革以促进社会流动与公平正义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寒竹】
中国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和中国的高速发展与崛起同步。
回顾过去，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繁荣与进步是一个有目共赌的事实。展望未来，绝大部分人都相信，唯有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才能解决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才能持续发展。但是，中国今天的改革如何继续进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历时四十年改革的理解。
改革，顾名思义，是革故鼎新，是革除既有体制中阻碍社会发展的弊断。那么，中国四十年前要革除的主要弊端是什么？中国在四十年的时间里从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一跃而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社会爆发出的能量是如此之巨大，改革开放究竟做对了什么？中国今天面临的最迫切需要改革的问题是什么？解决问题的路径与方法何在？
对这些问题的不同理解和不同看法，必然会导致中国未来改革发展的不同方向与解决问题的不同方法，最终决定着中国未来的命运。
资料图：视觉中国
一、改革开放何以发生？
今天，许多人在总结中国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时，常常是强调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即改革前三十年的发展给改革开放的四十年打下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和制度基础。这种说法自然有相当的理由。
笔者在2011年曾就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历史逻辑写过一篇文章——《中国模式的历史逻辑》，提出了1919年-1949年、1949年-1979年、1979年-2011年三个三十年有其内在逻辑，不可分割，特别是强调了改革前后两个三十年的不可分割。
提出改革前后两个历史阶段不可分割是强调历史的连续性，但历史的发展是连续性和革命性的辩证统一。强调革命性而否认连续性，和强调连续性而否认革命性都有失偏颇。
我们常说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今天的中国当然是古代中国的逻辑发展，这就是讲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但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社会的发展经历了许多次革故鼎新的变法与翻天覆地的革命，强调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并不能否定历史进程中革命性的飞跃。显而易见，连续性和革命性的经纬交织共同编织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我们不能只讲一点，不及其余。
所以，当我们讨论中国为什么会在四十年前启动决定中国命运的改革开放时，必须要弄清楚改革开放前存在的困境和积弊：当时的中国究竟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危急状况？是什么样的困难境遇驱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上了改革开放的征途？只有准确地理解了改革前的中国状况，才能够理解中国改革开放为什么会发生，才能理解改革开放的革命性意义。
文革结束之后，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拨乱反正的新时期。从这时候起，中国共产党的历届领导人对当时中国的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有着一以贯之的共识。这是我们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在四十年前启动改革开放的一个基本点。
1978年2月26日，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在第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使用“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的说法来形容文革后期中国经济的状况：
“从1974年到1976年，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全国大约损失工业总产值1000亿元，钢产量2800万吨，财政收入400亿元，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词中说：
“‘四人帮’胡说什么‘四个现代化实现之日，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之时’，疯狂进行破坏，使我国国民经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科学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愈拉愈大。”
201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再次强调了对改革前中国社会状况的基本判断和中国共产党开启改革开放大业的动因：
“十年内乱后的中国，经济濒于崩溃，人民温饱都成问题。邓小平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可谓振聋发聩！”
社会主义的中国为什么会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陷入如此严重的困境？这跟十年文革的错误路线有很大关系。具体说来是以下五大弊端把中国推向了灾难。
1. 以阶级斗争为社会发展纲领，以政治动员为经济发展动力
在五十年代中期，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使得社会的发展中心偏离经济，当然不利于经济发展。更重要的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政治动员来发展经济，可能在短时期内有一定效果，但却无法保持经济持续发展，无法给经济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
2. 政企合一的国家政治经济结构
政企合一的国家政治经济结构并非始自文革，而是形成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但在文革时期达到顶点。这个制度最大的弊端是使企业管理层变成具有政权性质的革命委员，成为一级行政单位。在这种政企合一的结构中，每一个居民都被网格化在一个工作单位或行政单位中而无法自由流动，社会难以实现人才流动性，这对经济发展造成了伤害。
3. 取消民营企业，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在1956年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民营企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全社会只
剩下单一的公有制（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普通民众缺乏个人创业的空间，个人与社会的积极性受到压抑，生产力的发展受到阻碍。
4. 城乡二元化的社会结构
从1958年1月公安部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开始，中国政府对人口自由流动实行严格限制和政府管制。第一次明确将城乡居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不同户籍。城乡二元化是生产不足，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但这种户籍制度堵塞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自由流动的机会，反过来进一步阻碍了经济发展。
5. 以国家计划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力量
中国在1952年仿效苏联成立“国家计划委员会”，之后各省市地方政府也相应成立各级“计划委员会”，全国的生产单位，包括城镇的大小企业、农村的公社、生产队按照国家指令进行生产。
以上五个弊端使得改革前的中国社会失去了应有的流动性和竞争性，如果不进行大幅度的改革，经济走向崩溃是难以避免的。
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社会已经到了不改革就不能前进发展的地步，不改革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就可能被葬送。正是在这种危难之际，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始了具有伟大意义的改革开放。
二、改革的本质是促进流动性和公平正义
中国共产党是以服务人民为宗旨，以执政的绩效获得人民的支持。中国共产党在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时开启改革开放大业是不忘初心的体现。
四十年弹指一挥间，现在的中国已是今非昔比：
197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只有3679亿元，2017年达到了80万亿元，比1978年增长33.5倍，年均增长9.5%，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2.9%左右的年均增速。
1978年，中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十一位；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1978年，中国外汇储备仅1.67亿美元，位居世界第38位，2017年末外汇储备余额达31399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一位。
中国在过去四十年取得的巨大成就全世界有目共睹，在此无需一一赘述。
资料图：视觉中国
但是，中国的改革何以成功？
有人说，中国改革之所以获得巨大成功无非是实行了市场经济。但是，世界上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何其多也，一些先于中国建立起市场经济的国家在经济上仍然陷于困境。
有人说，中国改革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强势政府。但过去的苏联政府和改革前的中国政府在经济活动中更为强势，却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解决好民生问题。
也有人认为，社会主义的强势政府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就一定能够成功。其实也未必。东欧一些国家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就曾经试验过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但最终还是陷入经济困境。
中国改革开放究竟做对了什么？这个问题看似简单，但回答准确的人并不多。
笔者以为，简单地用政府、市场等概念来解释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并未抓住问题的实质。事实上，对于人类社会发展来说，政府与市场的发展本身并非是恒定的目标。相反，政府与市场的作用归根到底是为了社会发展，尤其是为了经济发展。
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邓小平有一段话讲得最为深刻。邓小平在会见荷兰首相吕贝尔斯时曾这样讲到，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而正是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真正活跃起来。
“改革开放使中国真正活跃起来”，这是理解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关键。所谓活跃起来，就是指社会的流动性（包括横向的流动性和纵向的流动性）和积极性得到释放，就是指社会的解放，人的解放。
一个社会是否充满活力，是否有强劲的发展动力，并不能简单地归决于政府行为或市场机制，而是要看社会流动性的强弱。政府与市场有可能促进政治流动和市场流动，也有可能形成政治垄断或市场垄断，从而阻碍社会的流动性和积极性。政府与市场只有在有利于增强社会的流动性时才是健康和积极的，才能促进社会发展与进步。
中国历史上经济与社会发展有两次爆发性增长，一次是春秋战国时期法家开启的社会变革运动，另一次就是当前中国仍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前者瓦解了阶级固化的西周封建制，催生了土地的流动性和官员的流动性；后者打破了劳动者依附于“单位”的计划经济藩篱，促使社会成员大规模地横向流动与与纵向流动。
韩非子（资料图）
一般说来，中国历史上的变法与改革大多是为了促进社会的流动性和公平性。而中国许多王朝崩溃根源都是因为土地兼并导致经济流动性丧失，政治腐败导致人才流动性丧失，最后只有通过自下而上的起义来颠覆既有秩序。
改革本质是促进社会解放和公平正义，四十年间，中国至少做了以下7件事使得社会活跃起来，流动起来：
1. 恢复高考，给年轻人——特别是农村的年轻人——提供了向上流动的空间，解放思想，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2. 摈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确立以经济建设为社会发展的中心任务。家庭出身和血缘关系不再成为人才流动的障碍。
3. 实行政企分开，政府与企业各回原位，企业还原为纯粹的经济单位，不再行使政府的权力，政府也不再承担企业的经济责任。
4. 打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劳动力流动的各种藩篱，劳动者的积极性获得空前 的爆发。从中西部到东部沿海地区，从农村到城市，中国有两亿多农民工流动。
5. 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合法性，市场化浪潮席卷全国，市场逐渐成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因素。
6. 鼓励和扶持民营企业的发展，万众创业成为可能，千百万人爆发出强烈的创业积极性。到2018年8月底，全国实有个体工商户6962.5万户、私营企业3000.2万户，分别增长了497倍和331倍。目前，个私企业占到了全国市场主体总数的94.9%，
中国改革开放的四十年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两千多年未有之大变。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百家争鸣，思想解放，法家主导各国改革，废井田，开阡陌，土地自由流转，人员自由流动，社会流动性与竞争性的释放瓦解了阶级固化的西周封建制，催生了土地的流动制度和官员的流动制度，给后来的秦汉制度奠定了强大的社会基础。
四十年前开始的中国改革打破了劳动力依附于“单位”的僵化体制，促使社会成员大规模地横向流动与与纵向流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改革是思想的解放、人的解放，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中国社会因此活跃起来，流动起来，发展起来。
三、今天的改革主题仍是激发活力、实现公平
中国改革在过去四十年的成功之处是让整个社会活跃起来，流动起来。但是，这并不等于说40年改革开放的政策都是正确的，都是符合中国发展实际的。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后，中国取得的成就虽然举世瞩目，但仍然问题重重。
目前，中国贫富悬殊形势仍然严峻，基尼系数仍高居0.46；医疗、教育和住房问题仍然突出，有的方面甚至比过去更严重；群体性事件并未减少，反而继续上升。更为严重的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一些措施对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企业发展的活力，特别是民营企业的活力开始逐渐减退。
资料图：东方IC
总体看来，当前中国改革的主题仍是解放思想、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为此，以下几点是中国社会亟需做到的当务之急。
1. 进一步深化改革，让市场真正成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力量。鼓励和扶持民营企业的发展，推动中国再度出现万众创业的高潮，让中国社会永葆创新和流动的活力。
2. 在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中建立有利于劳动所得的机制，改变房地产逐渐吞噬实体经济、资本所得超过劳动所得的不公平现象。制定相关法律防止食利阶层的膨胀。
3. 制定相关的法律规定鼓励人口流动，鼓励大城市的务工人员融入当地社会。真正做到同一城市居民的租售同权、居住同待遇。防止以房地产形成的阶层固化。
4. 加强国企改革，确保国企的社会主义性质。在过去的国企改革中，企业以通过控制劳工成本的方式增强了市场竞争力，但却导致国企对第一线员工的社会主义保障不足。目前，国企的第一线劳工通常采取劳务外包和劳务派遣两种形式，普通劳工跟中高层管理者形成两个相互隔绝、无法流动群体。第一线劳工在企业内部很少再有升迁机会，企业内部上下之间的流动性非常微弱，这种企业内部的阶层固化现象又反过来影响企业的竞争力。
5.加快税收改革以缩小贫富差距。中国目前的税收是有利于资本所得而不利于劳动所得。中国目前没有调节社会财富的遗产税，也几乎没有资本利得税。社会严重缺乏第二次分配机制，国家税收制度不够合理，很少起到调节社会收入的作用，贫富悬殊严重，基尼系数超过许多发达国家，社会公平正义受损。
综上所述，如何理解四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决定着中国下一步改革的方向和未来的命运。
四十年前，中国的改革开放以思想的解放、人的解放、社会的解放释放出强大的流动性，促进了社会的公平正义，推动了中国社会的高速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当前中国改革的主题仍是解放思想、激发社会活力。
真切希望中国在改革开放四十年后能够再度解放思想，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大开放、促进社会流动，增强社会竞争，在本世纪中叶实现民族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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