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于里：二月河及那些走下神坛的帝王将相
【文/ 曾于里】
著名作家二月河于今日（12月15日）凌晨于北京病逝，享年73岁。
二月河（本名凌解放），1945年生于山西省昔阳县，南阳作家群代表人物，著名历史小说作家。他创作于1980年代到1990年代的“落霞三部曲”：《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煌煌13卷，500多万字，被誉传世经典，获得国内外奖诸多奖项，多年列畅销书排行榜首，被海内外读者熟知。
二月河的历史小说，既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不可忽视的重要一页，其蕴含的历史反思与现实观照，也是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
二月河谈遗愿：死后愿入黄河，我就是黄河的儿子。
以社会小说写历史小说
任何历史小说/历史剧，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真实与虚构的关系。
这在文学史上有广泛讨论。郭沫若曾指出，历史剧创作不等同于历史研究，历史研究讲求实事求是，而历史剧创作是实事求似。吴晗指出，历史剧既要有历史根据，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也要做到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王子野也认为“到了写作的时候却不应忘记自己的职业是剧作家，不是历史家，应当象所有艺术家一样按照艺术创作的规律去利用历史素材，不能象历史家写历史教科书那样去利用它”。
虽然几位前辈学人对于历史剧应该多大程度尊重历史有些分歧，但他们一致认同都是，历史剧不同于历史教科书和历史研究，它不必“无一字无出处”。历史剧的主要价值是为观众提供一种历史想象，并经由这一历史想象传递一种历史观和价值观，告诉观众历史运行的规律，或者启迪观众对现实进行思考。
《康熙王朝》剧照
二月河的历史小说，基本上延续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观照现实”的思路。在接受采访时，他这样说：“我不是按纯历史小说来写的，我是按照社会小说来写的，以历史为依托看社会生活，即使如此，也要讲究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因为那里面重要的历史人物和重要的历史时间都是真实的。”
在对待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时，二月河尽量保证其历史真实性，严格按照正史进行书写与描绘。诸如《康熙大帝》中的智斗鳌拜集团，平定“三藩”之乱，东收台湾、西平噶尔丹的斗争；《雍正皇帝》中的九王夺嫡、摊丁入亩制度、士民一体当差、西南改土归流、火耗归公等，都是有史可查的重大事件，这些容不得随意编造。
在遵循历史真实的基础上，二月河的创新性在于，他对于历史逻辑的全新构造。比如虽然都是九王夺嫡，但历史作家完全可以有不同的解读，关键在于你的解读是否合乎逻辑，是否符合艺术真实。二月河在阅读历史、研究历史过程中，运用丰富的文学想象，重建了新的逻辑关系，重建了新的帝王形象。比如对雍正的形象全新改写，以及在这一改写过程中寄寓现实诉求，实现从历史小说到社会小说的转变。
而在“小事”上，二月河则充分运用通俗文学的手法，利用虚构和杜撰，弥补历史的单薄，让整个小说充满趣味性和可读性。比如“落霞系列”描写了大量勾栏瓦肆、奇门遁甲、妖道鬼神、麻衣神相、拆字打卦、三教九流、青楼红粉、才子佳人以及宫廷秘闻等方面的内容，为历史叙事的雅俗共赏作了卓有成效的成功尝试。
“落霞系列”的核心是华夏文明
二月河曾这样谈及他创作《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的初衷：
“写帝王系列是因为康熙、雍正和乾隆这三代皇帝是一个体系……康熙、雍正和乾隆这三代皇帝按照俄国门捷列夫周期表那个系列去分，他是一个领袖，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回光返照时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有：第一，总体的文明和文化发展极为成熟，这种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人文生活包括经济生活都发展到了顶峰时期，非常灿烂，非常迷人。
这个时期封建制度没落了，黑暗即将来临。我要把这个时期的社会生活按照自己的能力全面地反映出来，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中国文化的特色。这个文化的特色是：第一，它很灿烂，很迷人，很富有魅力；第二，就是这个文化里面还存在着非常落后、非常愚昧、非常黑暗的东西。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变成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这样一个黑暗的社会，落后了一百多年，康熙、雍正和乾隆这三代皇帝要负一定的历史责任。”
《雍正王朝》剧照
这也是二月河将《康熙大帝》、《雍正皇、《乾隆皇帝》称为“落霞系列”的原因，一方面此时的华夏文明像落霞一样，非常灿烂，非常美；可与此同时，这也是封建文明极盛而衰的时期，它像落霞一样，日薄西山，黑暗即将到来。
虽然读者习惯将“落霞系列”称为“帝王小说”，但二月河一直强调，他的“落霞系列”的核心是华夏文明，而不是皇帝。在这一创作意图的主导下，二月河一方面展现了大清盛世气概的虎虎生气、器物文明的浮华鼎盛，以彰显华夏文明的繁荣璀璨；另一方面，在帝王故事背后，二月河也表达了他对历史、对文化、对人性的深刻思考。其中尤为关键的一点是，对皇权政治和封建极权的反思。
封建皇权的权力中心主义，权力的唯一性、权威性、排他性和独占性，必然导致权力的争夺、人性的倾轧与异化，以及大量的内耗。二月河在宫廷权力斗争上着墨不少，大量展现君臣、父子、大臣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纠葛，比如父子的倾轧、君臣间的猜疑、大臣间的挤兑。类似的争夺和内耗，为封建帝国的内部崩塌埋下伏笔。
2008年6月28日，郑州，二月河在河南博物院举行的中原国学讲坛上解读《康雍乾治世之道》。
“改革者”的理想寄托
“落霞系列”在人物塑造上的一个最大特点是，二月河笔下的帝王形象以正面为主，他们都是雄心壮志的改革者。二月河说：“我用三个标准来衡量历史人物：是否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做出了贡献，是否对发展当时的生产力、改善民生有贡献，是否对当时的科技教育文化发展有贡献。”
《康熙大帝》中，在满清初定中原、政局不稳、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下，通过康熙与鳌拜集团的斗争，平定“三藩”和与朱三太子的斗争，东收台湾，西平噶尔丹等，二月河塑造了雄才大略和英雄豪气的“千古一帝”。
在民间传说中，雍正皇帝多以阴险多疑刻薄的负面形象出现，比如他篡改遗诏，杀兄屠弟；大兴文字狱，株连无辜；暴虐杀戮，文武大臣人人自危。但二月河不囿于成见，通过大量阅读史书，他对雍正有自己的认识，《雍正皇帝》塑造了全新的雍正形象，力图矫正世传之误。在二月河笔下，雍正虽有心机深沉、手段毒辣的一面，但他同时严于律己、励精图治、锐意改革、救世济民。他在位期间，国家库银从康熙时的七百万两增至五千万两，国力强盛超过康熙时代，为乾隆盛世打下良好基础。
《乾隆皇帝》中，乾隆即位时胸怀大志，一心开创大清盛世。他以宽为政、善于用人、勤政爱民、振兴文化、平定战乱，守住了康熙、雍正打下的基业。
《乾隆王朝》剧照
二月河将三位帝王塑造为“改革者”，并非偶然。应该看到，二月河写作“落霞系列”的1980-1990年代，对应的正是当时中国社会轰轰烈烈的改革，“改革”是那个时代作家作品创作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氛围。比如同为历史小说家的凌力就这样说：“处于改革的八十年代，我被立志改革而又步履艰难的顺治皇帝的独特命运所吸引，被他那深闭固拒的传统意识压制不住的人性光华所感动，又写了《少年天子》。”
二月河的“落霞系列”不难让我们产生类似的联想，三位帝王的励精图治，不时不免让人读出了一点那个时代“改革小说”的味道。因此有评论者认为：“二月河借助历史叙事阐释着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民族复兴进程，表现为一种主流表达。而这种主流表达，正好适应了当代大众的社会心理，符合社会需要，因而它也是一种众生表达。正如任何历史都是现代史一样，任何文学都是充斥着当代意识的文学。”
通过对雄才伟略的帝王形象的重新塑造，“落霞系列”呼应的是时代对改革的呼唤和期盼，是对改革合理性的文学隐喻，是为改革和新威权主义夯实群众基础、营造社会氛围。因此，如果单纯从自由主义视角将二月河的小说认定为思想倒退，显然是一种武断，二月河不反对改革、不反对现代化、不反对反腐、不反对整个官僚体制的重塑，只不过在中国复杂的历史和现实格局下，他倾向于贤能政治，希望强有力的人物能够扫除障碍，推行改革，保住成果。
这一思想倾向见仁见智，但改革的步伐不应止步——这是“落霞系列”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原载“南风窗”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