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斌：重新认识“中国政治改革落后于经济改革”的说法
**编者按：**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为了梳理、总结中国改革的宝贵经验、展望未来发展之路，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联合观察者网邀请多位权威学者，举办“人大重阳系列讲座——对话人大名教授”之“改革开放40周年”主题系列。本文为人大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杨光斌的应邀演讲。
【文/杨光斌】
讲到中国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很多人不假思索地说，经济改革不错，政治改革滞后。同意这个说法的人特别多。今天就这个问题跟大家商榷一下。
苏联输了，中美赢了
1965年至1980年左右，苏联、美国、中国都在大危机当中。
苏联危机，是1927年至1974年高速增长的50年突然转不动了，经济不行了。且领导人接二连三死去：1980年代初开始，三位总书记陆续去世，照中国传统文化来说是“国运问题”；到1985年，选的总书记是戈尔巴乔夫，就是身体好，没其它原因；而第四个总书记刚上任又死了。经济危机、社会停滞、政治僵化、领导人接班问题，让这个国家心理上要不堪承受了。
美国在1960年代中期有两个运动。一个是民权运动，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凡是有人居住的城镇都有黑人暴动。当时尼克松的政策是要尽量炫耀武力但不使用武力。到1970年代，黑人问题才基本告一段落。此时，反越战运动仍风起云涌。从1965年、1966年到1970年代中期，华盛顿纪念碑广场上经常集结几十、上百万人。
1965年4月17日，反战人士聚集在华盛顿纪念碑前，要求结束在越南的军事行动。（图/参考消息）
2008年以后讨论美国危机，说第一次危机是1960年代，尤其到1970年，石油危机引起的经济通胀。看社会科学，1970年代末80年代初，西方社会科学都是“我们怎么玩不下去了”，比如著名的民主理论家罗伯特·达尔最有名的书《多元主义民族的困境：自治与控制》等等都是这些东西。
中国的故事就不用说了，1966-1976年文革，都是在危机当中。
结果，苏联没了，中国和美国走到今天还不错。
我说还不错，是因为得出一个体会：国家与国家比较，不是比谁多好，是比谁多难，比谁能度过困难。社会科学是超越个体、集体的，要从整个结果来看。所以从国家层面来讲，中国和美国今天看起来还不错。
为什么中国、美国赢了，苏联输了？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任以后改革改不下去，自己闭门造车，写了《改革与新思维》，提出公开化、透明化、民主化。但是，他受到了苏联共产党中庞大的利益集团的羁绊，这是根本阻力。他从1987年开始搞政治改革，催生了一个竞争对手叶利钦，两三年苏联共产党就出现危机了。苏联按西方说法是党国体制，党没了，国家就没了。
至于美国，1981年里根总统上台，靠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解决危机。这是很残酷的，就是自由化、市场化。美国在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时候，国内的反抗浪潮特别猛烈。里根的第二个女儿就跟里根断绝了父女关系，她认为她父亲作为总统失去了人性，没有资格做她的父亲。但到1983年以后，美国经济就好转了。
而中国，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意识形态、理论上拉开了改革的序幕。真正改革的领域还是经济，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城市企业承包制开始。
为什么苏联输了，中美赢了？理论意义是什么？恐怕很多习以为常的说法要重新思考。
国家理论的解释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2年上任后沿着邓小平南巡讲话的路线巡视时有一番将近两小时的讲话，当时听得我眼睛一亮。他说“我不赞成那种笼统认为中国改革在某个方面滞后的说法。”也就是说，不同意政治改革落后于经济改革的流行说法。这说法讲得最凶的是经济学家，因为任何人都有本位主义。
我们说的国家权力也指政治权力，政治权力代表国家权力。当然，国家权力更广泛，它包括经济权力、意识形态权力、军事权力、政治权力。国家权力由四个权力构成，其中，政治权力是其它三种权力博弈的结果，并不总是问题的原因。比方1949年新中国成立，共产党权力怎么来的？从没有政治权力到有政治权力，当然是先掌握军事、经济、意识形态的权力。毛泽东在延安的时候除了管党，就管意识形态——枪杆子和笔杆子。
从国内外历史来说，政治权力是结果，但生活中可能遇到问题时，如遇到腐败，人们会说体制问题，而体制问题就是政治权力问题。什么体制没有腐败？大家可能会想到美国、英国这些“自由民主”国家。然而有大量案例表明，发展中国家实行美国体制后出现的腐败比我们还多，比如印度、菲律宾。
中国女孩找了男朋友带回去见妈妈，妈妈会告诉小伙子好好听领导的话，好好工作，这是上一辈对下一辈的希望；但是在印度，准丈母娘首先看你这个职位能不能搞腐败，这是选女婿的一个标准。这就是文化上的根烂了。
菲律宾也是这样的。在中国叫“豆腐渣工程”，菲律宾叫“影子工程”。国家预算出来了，国会和政府部门、利益集团三家参与，利益集团说服某个地区的建筑商虚拟一个计划，经国会、政府批准，钱下来以后三家分了，没有工程。
我们在生活中听到太多，一有问题就是体制问题，而体制问题有一个理想的坐标，就是美国。然而，很多实行美国体制的国家腐败不少。政治权力是结果，经济增长6.5%还是7%，对一个国家没有根本影响；而政治乱了，顷刻间这个国家中人们赖以生存的结构就没了。中国晚清的戊戌变法和苏联改革均认为所有原因是政策原因，从政策下手，结果国家政权很快被搞掉了。
美国的历史更有意思了。立国至今200多年，从农业资本主义（其实就是奴隶制）到工业革命，后来进入工业资本主义，20世纪中期后又搞起金融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但美国宪法和政治体制没有变革，想变也变不了——美国开国之父们规定，如果要修宪，第一个条件是获得参众两院三分之二的同意。政治利益哪有那么多公约数？要获得70%的支持率修宪，这很困难。
我们就要问了：美国经济体制变化那么大，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没改，也改不动。
因为改不动，所以枪支泛滥。这些东西都写在宪法中的，没法修宪，枪支泛滥就没法遏制。有民意调查显示，80%~95%的民众强烈要求禁枪、控枪，但如此绝对多数的民意在法律面前仍显得非常软弱，毫无力量。国际恐怖主义对人类生命的危害每年不超1万人，但在美国，每年死伤于枪击的能达3万人左右。有时候真的要问问，谁是恐怖主义国家。
资料图：视觉中国
美国历史告诉我们，政治与经济关系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简单。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一位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在2003年的时候认为，从1974年第三拨民主化开始，70多个国家都倒了，而中国倒下是早晚的事儿。但是，中国不但没倒，还越来越强大。黎安友因此提出“韧性”威权主义的概念，认为中国这一威权主义体制的弹性空间很大。
从历史到现实，所谓的政治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的说法，可能要重新认识。因为中国社会科学的落后，很多教授人云亦云。
改开40周年为什么能走得不错
中国改革开放40年走到今天，走得还不错，逻辑在哪？中国的政治变迁，总结下来有八个字：“坚持方向，固本革新”。
怎么坚持方向？看《邓小平文选》，1978年12月份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马上进入理论务虚，从1979年1月份开到3月份，还要继续往下开，中宣部和社科院联合举办。中宣部觉得这个会不能无限制开下去，需要一个总结，找人讲话，找谁谁都不讲，最后没办法找了邓小平。
问邓小平讲不讲，没想到邓小平答应得很爽快。他来讲，就讲了四项基本原则，定了调子，我们要改革。他还强调，社会主义改革真的不知道怎么搞的情况下，要守住共产党领导权问题，这个东西没了，一切都没了。这就是“坚持方向”。
比较而言，世界上有很多成功的革命，但很少有成功的改革。革命理论上很容易，敌人、目标非常清晰，组织动员、反对敌人就可以；而改革，是动自己的奶酪。明治维新算非常成功，但最后在我们看来也走上邪路。我们这里成功的原因，就是邓小平把握住了方向。
戈尔巴乔夫改革，首先动了基本盘，两年之内把共产党斗得稀里哗啦。1987年至1991年，知识分子、工人阶级都在风起云涌地反对苏联共产党。苏联矿工几十万人动不动罢工，而苏联知识分子是改革、反攻的急先锋。结果，苏共没了。这些知识分子到中国人民大学来要喝二锅头，因为在苏联喝不起酒了，伏特加非常难喝。这是知识分子的遭遇，更别说苏联工人的遭遇。
苏联垮台以后两次私有化，一次在1991年，一次在1995年。我拿中石油、中石化做假设。假设中国银行、中石油、中石化国有化，每个人给的股权是理论上的，跟实际所有毫无关系。但是怎么私有化呢？股权可以转让。这些公司的老板故意不发工资，让拥有股权证的工人们迫不得已转让自己的股权，最后财富聚集到红色资本家手中。我拿中石油、中石化举例子假设，大家容易感同身受。
因此，不要听经济学家说得很美，说去国有化跟老百姓一点关系都没有，苏联就是非常典型的案例。这就是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的高低之分，一比不是一个量级的。
说邓小平伟大，结果现在大家都按照邓小平比，比如说莫迪是“印度邓小平”。考虑到印度的体制，怎么可能？在印度，公益组织成千上万，莫迪想建厂、开山，各种公益组织让他没法做。最后莫迪一气之下关闭了9000多个NGO的账户，让他们没法运行，否则改革没法弄。即使这样，日本和我们在印度争高速铁路开发权，结果日本赢了，但是两年下来征地还不到两公里。莫迪怎么可能是“印度邓小平”呢？
莫迪与安倍晋三会晤（图/视觉中国）
“自发秩序”VS“民本秩序”
从政治秩序的演化道路来看，当今世界存在着两种秩序“自发秩序”和“民本秩序”。
今天的中国和很多国家不一样：大多数国家选择“自发秩序”，即市场经济—社会分化—多党政治—代议制民主—寡头政治；而中国选择了后者，即市场经济—社会分化—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以人民为中心。
“自发秩序”第一步是有了市场经济。
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竞争，进而没有更多创新，没有更多财富。不管多么不喜欢市场经济、劳动雇佣制，它已经发生了，回到市场经济之前是不可能的。如果一个国家想有财富，没有市场经济是不行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李光耀跟邓小平说，华人世界里只有中国没有发展，其实最应该发展的是中国，因为中国人脉很深，受过教育的人都在大陆，真正到马来西亚、新加坡的都是渔民。中国大陆怎么富不起来呢？肯定路子有问题。邓小平不说话了，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回来以后就不一样了，搞市场经济。
邓小平与李光耀会面
市场经济必然会导致社会分化，贫富不均。
市场经济是能者的天下，而人的能力是不一样的。像北京人，家国情怀很大，喜欢谈政治，上海人则擅长搞金融证券。社会分化必然会产生马云、马化腾这样的人，而像我们这样的大多数人只能读书，再按部就班做公务员或下班后想着明天干什么，计划怎么发财，第二天起来却又跑到办公室。
有富有穷，穷人是穷人党，富人是富人党，这是不受控制的“自发秩序”。19世纪，党都是阶级政党，是按照富有程度划分政党的。多党政治是代议制民主，选出来立法、决策；而代议制民主的结果是寡头政治，少数人享有。
我研究民主理论十来年，反思了很多；而西方学者对自己的自由主义民主体制的反思，更深刻、更多。
2014年有一个很有名的研究。普林斯顿大学和西北大学的两个教授研究了1981年-2011年30年间美国的1881个政策案例，看哪些案子最后成为法律，哪些没有。结果发现，富人集团提出来的诉求基本变成法律、政策，而穷人等弱势群体提出来的变成法律的，不及富人的三分之一。最终结论就是，美国不是民主国家，而是寡头国家，充其量是寡头民主。
讲到这个地方，可能有人跟我辩论，你说体制有问题，但它们很不错，比如空气好、人富有。我们很多时候需要更多阅读来了解历史。西方人喜欢把这些东西归结为好体制、好制度，这是结果。但是富有是怎么来的？我的总结是“两进一出”：
“一进”是战争直接掠夺。1895年《马关条约》赔偿2.3亿两白银，有了这个钱，1905年日本就在东北发动日俄战争，和俄国决一雌雄。战争掠夺对西方国家而言是很常见的。
另外“一进”是全世界购买他们的工业制造品。1840年，东西方的工业生产总值差不多一半对一半；到1980年，西方国家提供的工业制造品占到90%，全世界都要向它纳贡，消费它的东西，财富由此滚滚而来，结果就是他们有钱搞福利政治，建立福利国家。
至于“一出”，因为工业化是消灭农民，新的阶层兴起。怎么解决这一矛盾呢？简单说就是两个字：走人。我到爱丁堡，看到有资料显示，1800年-2000年，爱丁堡本地人口数量逐渐降至20%以下，大批苏格兰人都到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去了。另外一个数字，是1900年-1930年，意大利总共5000万人，其中600万人选择出走。但这没有解决国内矛盾，最后产生了墨索里尼、法西斯。墨索里尼政权诞生的时候，美国国务院还给墨索里尼发电报：“祝贺你，避免了一场社会主义民主政权的产生。”
所以，“自发秩序”第一步是实行市场经济，第二步必然会产生社会分化，如贫富不均、地域问题、城乡问题等，第三步是“马云”他们想搞党，叫“马云党”。真马云大概不敢想，因为马云同志是共产党员。
第二条道路是“民本秩序”，即市场经济—社会分化—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以人民为中心的道路。以中国为例，中国是先有了政策方向后才发展市场经济。这必然也会导致社会分化、贫富不均、东西问题、南北问题以及城乡问题等。但这种秩序的第三步是党的领导，其领导体制就是民主集中制，而最后的结果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将“自发秩序”和“民本秩序”两条道路做一个现实的、有可比性的比较。
我有两组数据：“1：9”和“1：150”，“1：9”是“1：150”下的概念。
150是二战以后新兴的国家有150个（左右）。因为联合国成立的时候，会员国是54个，到现在达200个左右。就国家意义来讲，150个肯定是大数据，而这个大数据告诉我们，没有一个国家因为实行自由民主——就是走美国式道路——而走向发达的，一个都没有。
其实二战以后走向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也很少，如中国台湾、韩国、新加坡这些，大多数在儒家文化圈。联合国经常宣讲博茨瓦纳是发展中国家的榜样。我以前没听说过，一查，博茨瓦纳是“非洲之星”，单一民族，人口225万，人均收入7600美元左右，但艾滋病感染率是25%。联合国、世行把这样国家当样板。
博茨瓦纳（资料图/视觉中国）
而“1：9”……10个人口过亿的发展中国家，亚洲6个（中国、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印尼、菲律宾），非洲2个（埃塞尔比亚、尼日利亚），南美2个（巴西、墨西哥）。这10个国家是1：9，我们是民主集中制，另外9个是“自发秩序”。基于不同的发展历史与差别较大的发展规模，中国和印度在国家治理意义上还具有可比性，和其他国家的可比性不是很强。因此，我们常把中国和印度进行比较。
有一次外交部驻印度大使到我们学院做报告，分享了自己的经历。他很了解印度。代表团到孟买——孟买在印度的地位相当于上海在中国，印度人问代表团，“你们上海比孟买落后多少年？”我们代表团一听，傻了，怎么会问这样的问题？！但还是回答：“落后很多年，等你们指导”。半年以后印度代表团回访到上海，代表团团长掐自己的腿：“醒醒，这不是纽约，这是上海！”
还有一次，我的学生陪同前国家领导人访问印度，从机场到国宾馆，一路两边锦旗招展，上面有字。翻译说，上面写的是“我们赶快发展，否则中国就赶上我们了。”
其实中印在一些领域也不具备可比性。如印度孟买、德里改造贫民窟，因涉及侵犯产权等社会问题，他们改造贫民窟的速度得1500年。还有个说法，“印度人不急，内急也不急”。而莫迪一上任就是“干净的印度”——原来不是不急，是随地大小便。
中国的国家治理理念
从大历史来讲，政治发展逻辑可概括为“问题导向，混合至上”。
过去100年是各种极端化意识形态轮番上演的过程。从1900年开始的100多年，出现几种主要意识形态：1900年-1929年、1930年，主要鼓吹放任自由主义；1930年代，凯恩斯主义兴起，后来崩盘了；1940年代-70年代的40年，有苏联模式斯大林主义；1970年代至1980年代初，里根、撒切尔开始推行新自由主义。
再好的意识形态如果极端化，最后都要破产、崩盘。为什么？因为不符合人的需要。人有利益上的分化，利益分三六九等，这是客观存在的。不同阶层有不同需求，这是垂直的；横向的，人的观念有左中右，天然分布没办法。任何单一意识形态只能满足一部分人的需求。因此，一个国家（可能）有不同价值观，有主流的同时也要包容其它分支。
根据调查，中国人的价值观是以治理为导向的意识形态——中国老百姓谈民主，很大程度是在谈民生需求，它强调意识形态上不能极端化、单一化，强调公共政策的包容性。
怎么包容？中国政治几个层面，最核心是政体，政体宪法规定，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就是我国的政体，在延安就是这样界定的。
民主集中制这个东西，外国人很难理解，因为外国人的思维方式是二元对立。中世纪以来，社会发展的基本线索是：首先教权与皇权对立；教权淡化后，接着是皇权、国家权力和商人、社会权力的对立。社会一直是二元对立，因此形成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二元对立界限分明，不可调和，这是西方历史决定的社会方式。
在延安，西方记者问毛泽东，民主和集中怎么能够融合呢？外国人不懂，但是对中国人来说，这是很天然的，先民主后集中，没有好的民主就没有好的集中。
民主集中制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中央和地方关系，有民主，有集中。
集中，就是中央和地方关系是政治单一制，地方权力由中央授予，地方立法必须跟国家法律相一致。地方的权力有四大班子：党委、政府、政协、人大，四个一把手都是中央组织部直接考察任命的。副部级、副省级都是。这是集权单一制。
经济上，改革开放40年来实行经济联邦主义，权力是下放了，其实中央和地方权力共享，比如税收上有国税、地税，中央地方共享。一般网民不懂中国财政体制，以为财政报表告诉我们，北京、上海、广东、山东、江苏、浙江五六个省市是财政赢余，其它全部亏空。其实，中国财政体制是分税制以后，60%的税收到中央，再转移支付；各个省看起来是赤字，转移支付以后就弥补了亏空。
经济联邦主义是权力分享与共治，在税以外的很多地方，地方政府权力大了去了，如怎么城市规划，中央是不管的。
二是政治与市场、政府与企业关系。
一方面，国家导航经济发展。比如国家发改委很重要，被称为“小国务院”。国家发改委下牵头的各个政府主管部门，对推动经济发展起到很大的作用。
有所谓的市场派经济学家称，所有政府规划都是失败的，不要政府主导。这些讲法既不符合现实，也不符合西方国家历史。西方国家走到今天，很多科技工程都是国家规划主导的。确实让民营企业搞这个东西也有成功的，但人家资本主义搞了几百年，如果没有国家力量和人家竞争，怎么可能竞争得过呢？
另一方面，存在利益集团政治。企业靠什么证明自己享有民主权利？决策过程中有权，通过组织利益集团影响决策。
讲到这个地方，有一个特别让人心痛的案例，有利益集团让全国人民都成了受害者，但那时我们茫然不知。
2003年央行出台了关于限制房地产发展的规定，规定地皮自有资金不能低于50%。这规定如果实行下去，全国三分之二房地产都得倒，今天老百姓可能就好受多了。但是规定6月份出来，8月份就被推翻了，原因是房地产人士联合经济学政治学学者、媒体，造势游说政府，说房地产是国民经济支柱产业，让央行放宽给房地产企业的贷款限制。这就是利益集团。
三是国家与社会的官民关系。
这里的集中体现为对四类社团严格规制，不能随便成立：法律类、政治类、民族类、宗教类，而经济组织、文化组织需要登记——现在在国家民政系统登记的不下150万家。
而民主，我称之为协商共识型民主。政治是分层次的，不要一个概念解释所有层次：
公共政策，如《物权法》涉及到每个老百姓的东西，出台过程中上千万网民参与讨论，是制度法协商。
部门决策，称之为市场压力型协商。例如软件打车，今天觉得很便利，但也带来了安全问题。软件打车在很多国家、地区（如香港）不能合法化，因为冲击了即有的利益集团、行业工会，而在我们这里，很快市场化。政府管理部门、学者、从业者（柳青）、运营的代表等人开会开到凌晨达成合法化的共识。
不客气地说，中高级政府官员都是市场经济中成长起来的，有问题找市场已经成了他们的思维定势。在我看来，经济关系市场化是应有之义，而社会关系、政治关系要都市场化，这个国家就可怕了。生老病死这些社会性问题若都市场化，很多老百姓是承担不起的。政府部门太亲市场的思维定式，这个东西走到今天得反思了。
地方决策，是抗争型或对谈型协商。
地方官员若有决策侵犯老百姓利益，老百姓起来抗争，政府不得不靠协商，让双方都能满意、接受。
七八年前我到深圳一个区，区委书记带我们看一个公园，说下边是粤港高速公路，每天20万以上车流量。原来高速公路是要敞开平地修，但这样会侵害附近居民的产权，房屋贬值。老百姓不干了，组织上访，每周末组织车队到省政府。
区政府有钱请好律师，老百姓也有钱请好律师，双方谈判一年半。第一个方案是平地过，第二是下沉式，第三个方案全封闭。双方最终确定一种，政府预算比原来多了13亿，工期也多了近两年。最后老百姓把高速公路上边的公园叫作和谐公园。这种案例在地方决策中特别多。
基层治理是民主恳谈，有民主恳谈会。
但是，真给你民主权利了，又不一定行使。我们小区电梯人货不分，损耗大，老化要换。两年下来换不了，因为没有业主委员会，而没有业委会同意，重大资金没法花。一方面理论上要民主、要自由，但社区是实实在在行使民主的场所，又不行使，冒着生命危险放弃自己的民主权利。我真是着急。
总结
我们要重新认知政治，我总结几点。
首先，要厘清中国政治的“变”与“不变”。
不变的是宪法体制，变的是各个领域，央地关系、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关系都发生了结构性革命性变化。而这些非政治领域之变，强化了政治性宪法体制——民生变化，社会关系变化，这些看起来不是政治的政治改革到今天觉得还不错，当你形成这样认识的时候，就是接受了这个宪法体制。其实这就是共产党的合法性问题。
其次，厘清形式上的政治与实质上的政治。
我们要问到底什么是政治？形式上党政关系、中央地方、政府体制都是政治，但是实质上政治是治理能力。我特别推崇亨廷顿在1968年所撰《变革中的社会秩序》中的第一句话——“国家与国家的区别不是政治体制，而是统治程度。”国家与国家的差别在于政府的治理能力，而不是在形式上。这个治理能力就是民生，是最大的政治。
那什么是“好政治”？民主、权威、法治的动态平衡。现代性的一个根本标志是人民主权，但是这个权力是在权威的秩序中发生的，没有秩序，大众权力最后可能变成民粹，也可能变成法西斯。但是民主也可能变成坏东西。托克维尔说“民主是多数人的暴政”；托克维尔的学生说，民主会变成阶级立法，多数阶级为自己立法侵害少数人。民主会变质，权威也会变质，因此需要法治。
无论是民主还是权威，法治都是用来分配、约束权力的。福山说美国是否决型政体，因为多党制、利益集团，第三个原因是亨廷顿提出来的“法治主义”（出自《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亨廷顿与福山
封建制是高度稳定的，而美国是一帮现代社会的英国人误打误撞跑到新大陆建立起来的国家。因此亨廷顿说美国是未经革命提前到来的一个现代化社会，但是政体是封建的都铎政体。都铎政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法治主义，一切以法律为准绳。
现代社会中政府要推动社会往前走，而法治主义约束政府不能动，因此我们提倡法治。但是法治到什么程度？有了民主、权威、法治的动态平衡，一个社会大概不会差到哪去。没有民主，治理再好，老百姓不同意；没有法治，没有权威，民主太多，就会乱。这些东西都是根据第三次民主化转型以后总结出来的。
我们平常生活中常听到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那是不是有封建主义民主？其实都铎政体就是封建制。为什么控枪难？因为这块地是我的，外人不能侵犯，这就叫封建制。法国行业工会也是封建性，行业工会封建制度到今天，马克龙涨那么一点点汽油费，黄背心运动来了。还有很多国家，如菲律宾、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等发展中国家，其社会结构都是封建制，社会结构没改，民主来了，结果更难发展。
我的演讲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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