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迎接世纪性的挑战—— 21世纪国防新思维与中国对策

当今之国际政治，正处在一个和平制衡时期。但细究目前变幻莫测的世界风云，回首世界军史演变与大国兴衰，不难看出，在当今这样一个国际缓和的背景后面，正酝酿着一场深层的历史性的变革，与此相应，一场划时代的军事和国防战略的变革正在到来。

一、“星球大战”计划与国防新思维

今天核武器控制权的多元存在，导致核防卫和核进攻失去了威慑意义；核武器把火器的历史推向顶峰，同时又把它送入自我否定的深渊。就在这种核失落的同时，世界大国却把目光瞄向浩渺的太空；就在世人为“中导协议”以及由此为起点的美国与前苏联大幅度裁军普遍欢呼的时候，美苏双方却都加快了太空争夺的步伐。美国从里根到布什，都不惜巨资支持那宏大的“星球大战”工程，原苏联也紧锣密鼓地实施他们的“宇宙开发计划”，这都意味着一个划时代的国防新思维将支配21世纪的大国国防战略的制定。

“星球大战”计划和“宇宙开发计划”一样，从表层分析，它想通过一张人造空间巨网封锁敌国绝大多数核导弹对本国的攻击，从而使敌国核武器失去威慑力。但从深层次分析，这两个计划都意味着一种新的战争形式即信息战的形式将借助太空而成为未来战争的主要内容。可以预见，未来战争，既可能是由火器威力支配的战争，更可能是一场由信息控制权所支配的战争；未来战争进攻的主要目标将不再是物资分布密集区，而是信息分布密集区：交战国通过太空通信网络，用高技术造成大面积的信息干扰，破坏乃至改换对方包括电视画面在内的整个传播信号。如果被攻击国由于技术力量落后以致在短期内无法改变这种被动局面，那它无疑就会失去自控，从而失去战争主动权：海湾战争的全过程及其结局则是对这一预见的有力证明。显然，信息战是未来战争的主要内容。太空战略则是下一世纪世界大国的主要国防架构。这一切给人们提供的新思维应当是：谁控制了太空，谁就控制了信息，谁控制了信息，就将赢得未来的战争。如果说，以往的战争旨在摧毁一个的肢体，那么未来战争则旨在切断这个人的神经并继而摧毁他的大脑。海湾战争就是一场切断战败国“神经”却没有摧毁其“大脑”的战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的惨败，也不能仅仅归因于原子弹的力量，而日方电讯密码的频频泄密，恐怕是败因的关键。

二、中国国防正面临着世纪性的挑战

由于中国经济一直处在以自然农业为基础的阶段，从而地缘国防观念和以陆战为主的国防体系就自然成为中国国防的传统思想基点。然而，从历史上看，造成这种国防体系，除了经济的作用，还应归因于自然的造化。俯察中华版图，一个极有趣的事实是，除了北方外，中国周围都受到大自然很好的保护：在没有飞机的古代，西部与西南部的昆仑山和喜马拉雅山，就是一道无法逾越的屏障。如果没有这道屏障，当年亚历山大以及后来的穆斯林大军，就很可能在我国西部或西南部留下足迹，也可能今天的中华文化版图就会改观。另一面，在中国东部和东南部，国土又受到东海和南海的天然保护。在没有航海，特别是远程航海技术条件的古代，征服大海远比征服中国更要困难，正如由于有大海作梗，忽必烈征服日本远比征服中原更为困难一样。因此，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发展象英国那样的海军，更没有，也无必要建设象英国那样的海权国防。鸦片战争前，中国就没有一支国防意义上的正规海军。可见，大海的天然保护给中国的国防史带来双重影响：一方面这种天然保护使中国古代国防失去了海防的功能，从而也就没条件积累足以自卫的海战经验。鸦片战争是英国在海上对中国的胜利，这乃是大海留给近代中国国防的第一个苦果。最安全的地带也就是最脆弱的地带，中国古代国防的近代惨败应验了这个军事辩证法。另一方面，由于没有后顾之忧，中国国防便一直以抵御北方少数民族侵扰为目标，长城的出现便是这种国防思维的产物。北方少数民族的频繁南犯刺激了包括骑兵在内的中国陆军和地缘军事理论的发展：翻开武经七书，无不以地缘军事为母题。正因此，当西洋舰炮打到中国东大门时，中国军人竟不知用海战的方式，而是以“高筑墙、广积粮”的农业方式来与洋人作战。这样的国防又怎能逃脱失败的命运。鸦片战争的惨败迫使中国近代国防开始由地缘防务转向海权防务，甲午海战 ——尽管它失败了—— 就是中国海权国防的初试。

中国国防由陆地转向海洋，再由海洋转向太空，经历了十分艰难但又脆弱的历史：鸦片战争失败，导致中国开始尝试海权国防战略，这是洋务运动的目标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军队与日本军队在初期交锋的失利，使中国意识到国防体系中制空权的重要性，这样便开始了在洋人陈纳德帮助下开始的中国空军组建。与此同时，延安红军也显露了未来中国空军事业的曙光。然而，由于当时中国政局动荡，使当时中国国防不可能有大作为。真正的和正规的海权和空权国防事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事，其间，尽管中国经历了历史的折腾，但中国还是有了以核武器为后盾的正规海军和空军，初步奠定了陆海空三位一体的立体国防体系。

然而，正当中国国防开始大踏步地全速建设自己的海权和空权防务的时候，世界军事目标则开始转向太空，世界大国的国防投入也相应地转向以信息战为主要内容的太空国防战略。美国三军联合司令部拨出巨资大力发展能束武器，它包括：高能激光器（HEL）；粒子束（PB）；高功率微波（HPM）；电磁脉冲（EMP）等，以及开展对电子战、通信指挥控制系统、微电子学、计算机、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军事研究，以调整传统的平面式的国防体系；原苏联前几年的军事演习已向世人表明，他们的军事高技术武器已达到相当的水平；而美国军事高技术在海湾战争中的出色表现，更是传统国防战略开始向现代形式转变的初试。无疑，这个世纪性转变一旦完成，那么，世界军史就要换上新日历。在这份日历上，军事攻击和国家防务的重心将不再是敌国的物资分布的密集区域，而首先是敌国的信息源和信息网络分布的密集区域。同样，火器（包括核武器）也不再是作战的第一手段，而利用电磁、激光等高技术干扰、破坏乃至用遥控的方式更换被攻击国信息网络所传送的信息内容，可能是下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军事内容。中断一国信息源和信息传播网络，就等于切断一个人的思维或传导神经一样，这远比对该国的物资破坏更有效。

中国国防正面临着这样一个世纪性的挑战。过去的边境自卫反击战，我国都还没有体验到这种挑战对本国国防的压力；然而，近几年发生的几次较大的国际冲突中建立的高科技基础上的信息战术已获巨大成功的事实，应引起我们的警觉。无疑，未来的军事较量将首先表现为信息技术的总体较量，对此，我们不能盲目乐观。21世纪的国防绝不会是人力竞赛，而是以信息技术为依据，以太空防务为主要目标的国防体系。对此，我们必须制定相应的对策。

三、迎接挑战的基本对策

中国国防事业应有一个高起步的变革，不然，我们还要重蹈近代覆辙。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即使我们的国防对手也极不愿让我们意识到的现实，这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极不愿意自己的对手意识到原子弹威力的事实一样。目前，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世界在国防教育中已开始注意对少年儿童的太空宇宙意识的培养，不管是儿童文艺还是游戏玩具，都在注意把少儿注意力和兴趣引向太空，这从国防意义上看，无疑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对此，我国的国防教育则不足，目前它还没有摆脱古典式的国防观念，因而它的国防教育还处在呼唤儿童对祖国山河热爱和对大海向往阶段，这种教育模式正是我国传统的地缘国防思维的产物，而在当今军事观念大转向的国际形势下，这无疑是一种战略性的失误。这个失误必须迅速纠正。为了21世纪，我国国防教育应加强对全体国民，特别是全体小国民——作为一项基础工程——的空间意识的培养：改变了儿童，就意味着改变了未来。与此相应，中国国防投入的重点也应转向对太空及其开发技术的研究。在21世纪，谁不了解太空战的意义，谁就会失去参与国防与国际事务的资格。

有人说，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以中国的国防水平也不可能超过这个阶段。这是不对的。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国防，都是和时代最先进的科学及时同步前行，没有与时代同步发展的技术装备，国家防务就失去了实际意义。60年代，中国正处在最困难时期，但中国由于有了核武器，才使其国防产生了巨大的威慑防卫功能；70年代，苏联优先发展导弹军事技术，从而在国际事务中获得制衡美国的威力；在今天，中国的国防也只有优先选择跳跃式超前发展对策，积极参与当今的太空开发事业，建立起卓有胆识的太空国防战略，唯此，21世纪的中国强大才能得以保证。

21世纪，正在向中国及其国防挑战，我们必须毫不犹豫地迎接这场世纪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