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之：“江湖之远，庙堂之高” ——德法比较下的法国“抗议文化”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扬之】

自十月底以来，法国的“黄背心”运动（Gilets jaunes）举世瞩目。

凯旋门被涂鸦，文物被砸坏，路边商店遭到哄抢，车辆被推倒点燃，香榭丽大街冒起浓浓的黑烟……

一边是投入催泪弹和渍水车的警方，一方是成群结队攒三聚五的抗议示威者。这场面对法国人来说并不陌生 。

示威者中有人高举法兰西三色国旗，每个颜色下分别书写着三个年代：1789，1968，2018。第一个象征举世闻名的法国大革命，第二个代表那场声势浩大的左派学生运动，第三个记录的是眼下这场“黄背心”运动。

图源：德国《世界报》

这三个年代虽然不同，但反应的却是同一个东西：法兰西的“革命传统”。

德法比较：法国人更好斗？

德国人和法国人非常不同。可又是这些“不同之处”，让他们彼此“爱恨交加”“难舍难割”。

法国人讽刺严谨理性的德国人“刻板保守”，德国人则讥笑热情奔放的法国人不会“改革”只会“革命”。

的确，法国要比德国更容易发生激烈的街头抗议和行业罢工：街头设卡或占领公共设施是家常便饭，把社会和政治矛盾赤裸裸地搬到街上司空见惯。

德国人一方面对此颇感诧异，不甚理解，另一方面又以某种欣赏的眼光关注对面的“热闹”；法国人却为自己的“革命基因”和参与热情颇为自豪，坚信这是“公民”（citoyen）的义务和权利。

那么，德法不同的“抗议文化”背后究竟有什么具体原因呢？

是法国人身上流淌着沸腾的拉丁血液？还是德国人冰冷理性的普鲁士传统？是法国人更容易不满足？还是他们天生对政治更感兴趣？或脑后比德国人长有更多的“反骨”？

要解答解答这些问题，恐怕还是要从两国不同的文化传统、思维习惯、思想观念以及政治体制入手。

“外强中干”的法国工会

根据法国宪法，每个公民不管是否加入某个组织（譬如工会），都享有“为改善工作条件而进行罢工”的权利；所谓的“政治罢工”和“声援罢工”都是被允许的。在德国，只有在劳资谈判过程中，而且必须在工会出面组织的情况下，罢工才是合法的。

这导致两个不同的结果：1）法国很容易爆发超出个别企业和行业的群众运动，而德国罢工的影响则相对要小得多。2）单从法律角度看，法国的从业人员对工会的依附程度要比德国同行弱很多。

在西欧，法国工会的会员是最少的，连十分之一都不到，德国却高达五分之一。所以，罢工时虽然哪儿都有法国各大工会的影子，如总工会（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CGT）, 民主工会（Confédération française démocratique du travail-CFDT) 和劳工力量（Force ouvrière）等，但它们由于会员人数少而很难以从业者的代表身份与雇主谈判，缓解劳资矛盾的真正对话也就无从进行。

法国的社会矛盾调解环节之所以如此薄弱，也与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s）的法律和哲学思想有关。

当地时间2018年10月21日，德国德累斯顿，当地民众举行游行活动，纪念“欧洲爱国者反西方伊斯兰化运动”（PEGIDA）兴起4周年。集会现场同样也聚集着反PEGIDA的民众，他们称“仇恨使人丑陋”。（@东方IC）

根据他的理论，国家是公民意志和利益的直接体现，因而不仅不需要调解机制的预设，而且这种机制还是实现集体意志（volonté générale ）的阻力。所以，法国在19世纪末之前，工会和行会是法律明令禁止的。这种情况直到后来才慢慢有所改变。

政治体制的先天不足

法国的大规模抗议活动（罢工是个常见方式），经常都是针对政府决定的。

譬如，2006年，大学生上街抗议，占领大学教室达数月之久。起因是政府颁布的方便雇主解雇26岁以下雇员的所谓“初期雇佣条款”（contrat première embauche - CPE）。

2010年政府试图进行“退休制度改革”，打算取消实施了几十年的“60岁退休制”（延长退休年龄），导致持续数周的百万人抗议。

在大规模抗议的压力之下，许多法律在出炉之前就“夭折”了。

每次抗议都有不同的具体原因，铺开来讲会很拖沓，由于篇幅的原因，笔者集中介绍一下与政体结构有关的若干因素：

**议会功能过弱，导致政府在上述领域的决定比较武断和极端。**根据法式总统制，政府的职能是辅助总统处理政务，而本应代表广大民意的议会，其授权却相当有限。结果是，在诸如教育、社会政策方面，议会虽然能营造框架条件，却无法施加具体影响。

法国各职能机构分工明确，缺乏相互监督彼此协作。“非政治组织”（如行会、工会等）在决策中无足轻重。法规的产生不是政治妥协的结果，而带有很强的“指令性”。

 **政府机构各司其职，井水不犯河水。**决策一旦引起公愤，反对党和公民抗议很容易找到具体的攻击靶子，譬如政府或某位部长。

**法国实行的是所谓的“多数制”选举法，代表少数利益的小党进入议会几无可能。**这就迫使它们在政治机构外发声，如通过罢工和抗议来提出诉求。

**法国是典型的“中央集中制”国家。**体制中缺乏更多的决策商议平台，一旦发生冲突，所有愤怒和不满的矛头会直接针对巴黎。这有两个充满危险性的弊端：1）缺乏区块处理危机的设置，地方无疏导和化解矛盾的可能。2）在街头抗议压力很大的情况下，总统作出的妥协往往影响深远，很容易导致那些必要的大型改革项目夭折。

**只有政府、总统或议会有公投的倡议权，公民没有。**换而言之，法律上确保基本人权，结构上却阻碍人权落实，最后的结果是，抗议成为公民对政治决策表达不满的一个发泄捷径。

意识形态过强，政治期待过高

除了前面提到的工会作用和体制结构外，一个社会的基本价值也从根本上影响了示威者的举止；政治分化和意识形态程度过高，又容易导致“罢工文化”的“对抗性”突出。

法国左翼阵营成分复杂，包括较温和的社会党（Parti socialiste）和若干比较激进的政党，如法共（Parti communiste française）、工人斗争党（Lutte ouvrière ）和新反资本主义党（Nouveau parti anticapitaliste）。

除社会党之外，其他几个组织均与执政无缘，但它们在民间组织（如工会CGT）中颇活跃，因而对抗议活动的进程有一定的影响。

“欧洲价值观研究”（European Value Survey ）每九年进行一次跟踪性调研。根据该机构的调查结果，法国人对社保体系的信任和依赖要比其他欧洲国家的人高，所以，他们维护福利成果的意愿很强，反对染指社保体系的改革。

在法国人眼里，这类改革不是继续发展的需要，而是在动“福利社会”这块蛋糕。2010年的退休制改革引发的抗议和结果就是最好的明证。

另外，全球化对法国民族体认的影响也很大，成为抗议活动的重要诱因之一。根据“欧洲价值观研究”的调查结果，法国人比其他欧洲国家的公民更担心和害怕，民族国家的经济和政治主权会在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的过程中逐渐流失。

在过去几十年里，这种忧患意识主宰着法国的各类政治讨论，也充分体现在不同时期的罢工浪潮中。因此，“反全球化”和“反欧盟”成为左右民粹力量最响亮的口号，也就不足为奇了。

改革：抗议活动的“助推器”还是“制动器”

法国的抗议活动特点是，公民和政治体制之间的直接对峙；在德国，罢工和对抗只是维护从业者自身利益的一种辅助手段，其针对的首先是企业管理层。

改革在法国势在必行，却又举步维艰。

譬如，奥朗德（François Hollande）是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第二位社会党籍的总统。他入主爱丽舍宫后，有些社会阶层觉得终于有了自己的代言人。

可他任职期间，法国国债髙筑，失业率居高不下，竞争力疲软。总统虽然有政治倾向，但为了法国的利益，势在必行的改革还是要启动。

结果，他宣布将要采取的紧缩和改革措施在社会、经济和政治领域引发激烈讨论，最终还是无可避免地导致街头抗议行动。

奥朗德坐上总统宝座时还是颗“民族希望之星”，任期届满时却沦落到连本党都不推荐其连任的悲惨地步。

改革是把双刃剑，可以为国家“披荆斩棘”。也可能“自伤其身”。法国的奥朗德如此，德国的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亦然。

现在轮到马克龙了。

当地时间2018年12月10日，法国，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就近日持续的“黄马甲”运动发表电视讲话，“黄马甲”示威者聚集观看。法国总统马克龙于当地时间12月10日晚8点发表电视讲话，对“黄背心”运动作出了一些让步，其中包括提高最低工资、减少退休者税负等措施。（@东方IC）

刚愎自用的他，以为能把选举中的异军突起和势如破竹，转化为改革中的顺风顺水。他推崇自由主义经济理念，上台后先给富人减负，又学德国的施罗德对福利、市场和就业体制进行大规模改革。

他的努力固然是为了让法国赶上德国，但最后引发众怒却一点都不奇怪，因为任何改革必然要触动“福利”这块蛋糕。

当然，现在通过“黄背心运动”体现出来的这份“众怒”，也与马克龙本人的言行方式有关：今年夏天，爱丽舍宫迎来又一个对外开放日。当时有一位年轻的失业者向总统倾诉找工作的难处，马克龙的反应是：“我过几条街就能立刻给你找到工作。”

这种傲慢态度也是导致马克龙成为民众“仇视”对象的主要原因之一。

结语

在德国，罢工是劳资谈判无果后，从业者为争取利益采取的“最后手段”，理性成分较大，可控性强。

即便罢工后劳资双方仍未达成一致，还可以通过双方认可的调解人员（往往是德高望重的政治家）来进行疏导、劝解并提出解决方案。

在法国，罢工是民情难达“天庭”后的维权方式，是民众发泄愤怒的一种渠道，是逼迫政府让步甚至倒台的“政治斗争工具”。

法国人的福利的确是通过这些“政治斗争”得来的。可恰恰因为这些利益来之不易，民众对既得利益就更难割舍。罢工所得越多，福利蛋糕越大，推行改革也就越难。

这里包含着一种“恶性循环”的逻辑，也是法国社会许多问题长期无法“根治”的主要原因之一。

不管是左派还是右翼人士入住爱丽舍宫，不管总统和总理是同属一个政治阵营还是分属不同的党派，都会直接受到街头抗议浪潮的冲击。

“江湖之远，庙堂之高”，这句中国人常说的话在法国社会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那就是：天高总统远，地广民意疏。

法国不像德国是联邦制国家，它在历史上一直就是“中央集权”的样板，共和之后，皇权虽然换成了总统制，但巴黎依然是万众瞩目之地。

条条大道通巴黎不仅是“条条大道通罗马”的谚语翻版，而是实打实的客观存在。

巴黎这个“心脏”如果强壮，法兰西会健硕无比；反之，法兰西有可能会（再次）成为“欧洲病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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