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枪骑兵：日本主流文化为什么不愿承认南京大屠杀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红色枪骑兵】
今天是2018年12月13日，也是第五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铭记，不只是民族的悲怆，还有落后必亡的训诫。那么，当年给我们造成国难的一衣带水的邻居，他们对那段历史有过彻底的反省吗？
中国人大概可以理解日本右翼分子为何在历史问题上胡搅蛮缠：处于立场，或者是利益。有些政治家自己就是甲级战犯的后代和事业继承者，一些大财团曾经发过战争财。每当这个时候，也有一些心怀善意的先生们告诉我们：日本的主流社会是爱好和平的，是善良的。比方说吧，日本的大部分教科书中，都客观陈述了侵华战争的。
但是，恐怕这样的解释未必能够让中国民众感到宽慰，没准还徒增不满和愤懑。
如果日本的主流社会真的客观看待侵华战争，如果日本的主流社会真的爱好和平又心怀善意，那么他们对于这样惨绝人寰的悲剧，不可能不会有所触动，那么应该会有很多的日本普通民众自发地表达出对于侵华战争受难者的同情和遗憾，应该会有很多日本普通民众自发地表达出对侵略战争的歉意和反思。那么尽管有日本右翼势力的阻挠，日本普通民众的善意应该是能够被中国人民感受到的。
但现实是如何呢？
在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舆论场上，日本的主流文化是缺席的。日本“爱好和平，心怀善意，尊重人权和普世价值”的主流文化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发出强有力的声音。在中国人看来，日本人主流文化的表态，即便是出于良知，也总显得隔靴搔痒，含糊其辞。
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结果？日本人的历史认识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呢？
日本人的历史认识存在两大问题：
1. 虚无化
2. 碎片化
虚无化和碎片化是相辅相成的：微观上的碎片化，造成了宏观上的虚无化，理论上的虚无化又促进了具体认识上的碎片化。
要解释什么是虚无化和碎片化，首先需要一个合适的反例，一个标准答案：
“日本天皇制法西斯主义者，给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尤其是给亚洲人民带来了无可估计的灾难和损失，日本天皇制法西斯主义者杀害了数百万的中国人，菲律宾人和亚洲其他各国人民；烧光了他们的房子，村庄和市镇；掠夺了他们的财产，富源和领土；破坏了他们的独立，自由和幸福；南京大屠杀和日军在马尼拉的暴行，只不过是天皇制法西斯主义者在全中国，越南，泰国，缅甸，马来亚，印度尼西亚及菲律宾所犯的无数暴行、掠夺和迫害的典型实例而已。
我们日本人民，也由于本国统治阶级的专制和从事非正义的战争，被投入了历史上空前的痛苦深渊，最后甚至连民族的独立都被剥夺了。”
——井上清《战后日本》
这个答案对于日本侵略战争的宏观性质下了清楚的定义：总的来说这是一场非正义的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也包括日本人民造成了苦难。对于整体和局部也给出了一致的解释：日本侵略者的种种罪恶罄竹难书，而这些分散的，局部的行为组成了日本整个的非正义的侵略行为。
然而井上清在日本，被归类为“极左史学家”，虽然由于他治学严谨，造诣很高，当了京都大学的名誉教授，但是他的理论与大多数日本人的思维方式不能相容。
要概括说明大多数的群众如何看待南京大屠杀和侵略历史是很困难的，不过我们可以找一个日本普通人的认识上限：NHK。
NHK被右翼批判为“日奸媒体”，要论反思二战的纪录片，他们拍的最多，而且还勇于涉及“731部队”等敏感问题。
即使在被认为是有良心的主流媒体如NHK的认识中，“满洲事变”、“中国事变”、与“太平洋战争”也是存在脱节的。反思和批判，大多停止在对少数“关键的转折点”和少数“发动战争责任者”的批判上，而“战争的过程”和“战争的执行者”则被隐去了。仿佛战争一旦爆发，破坏就在所难免，而战争中的暴行也就变成了不可避免的了。
发动战争是罪恶，但执行战争却成了可以理解的行为，少数决定战争爆发的人可以说是罪人，但在战争中倒行逆施的人却被洗白了。
虽然一部分日本历史学家提出了“十五年战争”的概念，并且试图将日本的侵略战争进行系统构建，但普通民众的思维却依然倾向于对战争中孤立的各个事件做个别的解释。
这也证明：并不是没有人教民众正确的观点，而是民众中没有接受正确观点的思想基础。
叙述一旦散落，系统无法建立，总体的性质也就变得模糊不清了：既然只有几件事，几个人是坏的，大多数事，大多数人是稀里糊涂的，而且还有几件事，几个人是好的（十五年战争期间日本人里面总有那么几个好的，或者是不太坏的吧！）。这样一来，将“十五年战争”定为“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就显得“唐突”，“武断”了。
而要以这样一个“非正义的侵略战争”的理由，将战犯加以惩办，也显得“过分”了。控诉战争整体是可以的，但不加区别地控诉战争中的每个侵略者个体则无法接受，中国人一旦提起日军暴行，便忍不住得到几句回嘴：“你们中国的政府军当时也不是好人”或者“你们中国人当时也杀了无辜的日本人”之类。言下之意不管侵略者还是被侵略者，双方都是一路货，坏的不是日本军队，而是战争本身。
这种战争观念的差别，在各个方面都体现出来，其中一个具体问题就是，日本人经常提出“探讨”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死难人数”，而中国人总是一口咬定国际法庭的结论“遇难者三十万”。
为什么中国人无法忍受这种“探讨”？因为日本人既然在事件的性质上犯含糊，那么在程度上进行探讨，就有将性质的含糊属性增大的可能。如果说南京大屠杀的罪恶是因为杀了30万人，那么如果杀了20万人，罪恶是不是就减少了呢？或者如果杀了10万人，罪恶是不是就更少了呢？
甚至更细思恐极一些：如果说南京大屠杀死的人是死于原子弹的人数的两倍，得出结论说日军比投下原子弹的美军更可恶，那么如果南京大屠杀的实际死亡人数比死于原子弹的人数要少，是不是就可以说美军是更加可恶的犯罪集团呢？
我们都知道并非如此：南京大屠杀之所以罪恶，不仅仅是因为他是暴行，而且是因为他是侵略者为了压服被侵略的民族而施行的暴行。原子弹的爆炸当然也造成了无辜者（或多或少有一些）的死伤，但这是为了让侵略者低头伏法所进行的战略攻击，所以两者从性质上就不同。
如果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讨论“南京大屠杀有多少人死亡”才是有可能的。唯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日本人残杀30万人和残杀20万人，甚至残杀2万人，哪怕是如同纳粹军队在巴黎那样“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性质也没有任何的改变。
2017年1月24日，日本APA酒店标识。放置“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书籍引发了广泛讨论。24日，国家旅游局召开发布会，对日本APA酒店错误做法表示强烈愤慨，呼吁自觉抵制APA酒店的错误做法。（@东方IC）
归根结底，正是因为日本人历史观的虚无和碎片化，中日两国民众才难以达成共识。中国人在历史问题上提醒他们一两次，也许还可以得到一个含糊而不耐烦的“是是是，你说得对。”提醒的次数多了，不免就要焦躁起来：
“无路赛！你们要让日本人道歉几次才罢休呢？”
中国人需要的不是日本人道歉多少次，甚至也不是赔偿多少——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经济赔偿越来越无足轻重了——中国人希望的是日本人能够像井上清一样，从总体上承认侵华战争的非正义性和侵略性，建立这样的一个认识基础，然后我们才有建立更高级的共识的可能。
想要解释日本的主流社会为什么无法理解南京大屠杀，要考虑的是日本主流社会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很多日本知识分子热衷于研究本民族的精神特质，可能是因为他们的“民族性”对内而言相当普遍，而对外来说非常稀有。一些拥有国际视野的日本学者在对日本民族的精神特质的研究上有着丰硕的成果，在一些基本问题上也达成了共识。接下来的论述将主要建立在这些共识上面。
大和号上为何没有“一声炮响”？——日本人被“现实”所束缚。
海军少尉吉田满曾经是战列舰“大和”号的乘员，他在《战舰大和的末日》这部纪实文学中记录了这艘战舰最后一战：1945年4月5日，日暮途穷的日本联合舰队下令“大和”号战列舰加入自杀式的“特攻作战”，这艘世界上最大的战列舰上升起了象征有去无回的“非礼法权天”旗帜。当时在军舰的军官舱室里爆发了激烈的讨论，青年将校们都在思考，自己究竟是为何而死呢？炮术军官臼渊大尉在激烈的辩论中说道，这次出击毫无意义可言，不能给敌人任何打击。而我们死去的目的就是要证明战斗的徒劳，只有如此民众才能意识到战争的无意义而去追求和平。这也是众多“神风特攻队”成员们在赴死前的想法：要用自己的死亡证明战斗的徒劳和战争的无意义，从而结束战争，让民众得到醒悟。
**一战末期，日暮途穷的第二帝国下令德国公海舰队进行类似的自杀式作战，谋求“光荣的沉没”，结果基尔水兵发动大起义，推翻了让他们去送死的政权。**看来这种“牺牲自己”的逻辑恐怕很难被别的国家的人理解，至少德国人肯定是理解不了的。
按照德国人的逻辑，既然水兵们知道了战斗毫无意义却要送死，那就理应反抗这个让人送死的政权，下面应该是**“大和号一声炮响，革命的水兵冲进樱田门”**了。
然而事情却并非如此：后勤军官想尽办法为大和号搜集了足以在母港和冲绳之间往返的燃油，尽管谁都知道这是一次单程作战。在遭到美军空袭的时候，大和号的高射炮拼命地射击，进行明知徒劳的战斗，当然最后还是被炸弹和鱼雷送进了海底。
众多“觉醒”了的神风特攻队员们，也没有谁去开着自杀战机撞了陆军省或军令部的。倒是有些不那么“觉悟”的神风特攻队员们，去海上溜了一圈，便报告“没发现敌军”返航了，他们看来是并不准备用自己的生命去启迪谁的。
大和号的舰员和神风特攻队员们们的反抗是一种精神上的反抗，行动上的助长：一方面他们似乎认识到战争的罪恶，一方面他们又去为这种罪恶推波助澜。
如果说这些人的行为仅仅是奇怪，那么现代的日本人居然会接受他们的想法，那就更奇怪了。
丸山真男在《军国支配者的精神形态》中得出的结论是：“在日本人的思维中，‘现实’并不是正在酝酿或者将要产生出来的事件，而是已经发生的事件，说的再清楚一点就是‘已经在别处发生而波及到我这里’的事件，因此，日本人所为‘现实性’的行动，就是活在过去的束缚之中。”
“现实”一旦“已经发生”，就成了无法抗拒的神明，思维被过去所束缚的人，是不可能挺身去反抗“现实”的。因此唯一的选项便是将现实合理化，所以当大和号的舰员们明知神风特攻毫无意义，却无法想到推翻这种现实，而只是在现实的束缚下，挣扎着要寻找出一个“意义”来——这种“意义”是怎么都能找到的，就像有些人总是念在嘴边的“花钱买个教训”一样。
“东张西望的日本人”
为什么日本人会被“现实”所束缚？丸山真男的观点是，在这林林总总束缚着日本人思想的现实之上，有一个最大的“现实”，就是日本的开国。
民族文化的形成源于这个民族现代化的第一声啼哭。现代化会将一个民族“自然生长”出的和从外界随意吸收的语言，思想与文化加以扬弃，并且推广到所有民族成员。
开国作为日本现代化的起源，成为了日本民族文化形成的决定性事件。“开国”的实质是：世界的进步发生于日本之外的某处，现在这种进步（洋人的坚船利炮）已经波及到了日本，如果不赶快仿效这种进步，就会被这种进步所征服。
这个事件造就了日本民族文化就是“要赶紧追上别处改变脚步”的紧迫感。
因此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主流社会在思想上的最大优点，就是贪婪的求知欲望和迅速的学习。由此引发的最大缺点就是思想上缺乏了自我的评判标准，将“好”的标准等同于“新”。头脑不断地被外来的新事物所占领，从而缺乏系统性和继承性。
这种特性为丸山真男概括为“日本人不断地东张西望”又被后来的学者进一步地阐释为“日本人的思想会迅速改变，而变化的方式始终不变。”
这种“新”并非是“将来时”的新，而是“过去时”的新，是“已经发生并波及到我的事情”中，最近发生的东西，也就是“现实”。
正是因为学的太快，学的不求甚解，日本式的学习是缺乏批判的学习，是对过去的思想成果缺乏继承的学习。
在半个世纪以前，丸山真男略带抱怨地对日本人的思想作出如下批评：
日本的论争史更为直接地，或者简直说是漫画一般地表现了一个传统：就是思想不能在对抗和积淀的基础上成为结构。日本人理论论争时往往还没弄清哪些问题已经解决或者理出头绪，哪些问题还有待于今后解决时，就不了了之。因此过了许久又因某种原因就同样的主题又开始论战，一切都从头开始，而不是从之前论战的基础上展开。
在日本，内容上多少有点体系的思想和教义，都是古时候从外部引进的，不过，这些思想在进入日本之后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编，而且是被较大幅度地修正过，并不是囫囵吞枣，全盘吸收，所以要想作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找出“日本的东西”注定要失败。不过，我们倒是可以研究一下日本人修正外来思想的模式，在这些模式当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令人惊讶的共同特征，这个特征并不是什么高级的思想境界，而是存在于日本人普遍的精神状态之中，我们日本人在不断地向外界东张西望，向外面的世界寻求新的东西，这是长久以来日本人没有改变的精神状态。
正是这种固定的思维模式，所以日本人的看似经常发生剧烈的变化，并且缺乏连贯性。但在其中保持连贯的却是唯“现实”马首是瞻的膜拜。
于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人的思想中就存在着对立的两级：一方面是从外界影响到我的“现实”的大地，一方面是构建精巧，却如同空中楼阁悬浮在半空中的理论。理性行为就这样被理论带到了半空中，像撑杆跳一样靠脆弱的支撑立在大地上。
行为看似是被理论所支配，但实际上是被现实的大地所支撑，为了不离开现实的大地，思想就只能在竹竿上摇摇晃晃地拼命保持平衡。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不单是在不断地就是在不断的“承认现实”之中走向“终战”的，同样也是在不断的“承认现实”中走向战争的。
上世纪20年代的日本军国主义教育
9·18事变当时，当时执政的是以和平主义和开明民主著称的若槻礼次郎的政党内阁。关东军的兵力不足，是依靠了驻朝鲜日军在未得到天皇许可的情况下越境支援才取得成功。发动事变的陆军中坚幕僚们担心内阁肯定会向陆军发难，因为朝鲜日军越境进入中国东北，是需要天皇“大命”才能实施的举动。陆军的做法属于“干犯天皇统帅权”，乃是“大逆不道”。陆军头脑永田铁山担心，就算内阁不以此为由追究责任，也肯定不会批准支出经费来供陆军继续事变
然而在内阁会议上，没有任何一位阁员表示异议。军务局长小矶国昭向首相汇报之后，若槻礼次郎表示：“既已出动，岂非无奈？”
既已出动，内阁便承认了这个事实，既已承认，便支出了陆军所需的经费，这样侵略才得以继续，而高呼“协调外交，民主政治”的“开明派”政治家在“现实”面前，突然都成了侵略军阀温顺的帮凶。
日本的历史观从属于现实观
日本人无法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的原因是他们太着急去学习现实。现实一旦过时，变成了历史，立即变成弃之如敝屣的沉渣，虽不是被彻底遗忘，却也沉淀在记忆的最底层，被下意识地忽略和规避。
日本人的精神最本质的是“现实”的肉体，上面覆盖以为满足现实而引进的理论的毛皮，至于历史依据，连毛皮都算不上，只能说是散落的皮屑，抖一抖就落掉一大片。
想让历史从记忆的沉渣底层泛出来，除非它极其偶然地与现实产生了共鸣，此时它才会被回忆起来——而且往往是被以扭曲到和现实相一致的方式被回忆起来。日本当下的现实是美日特殊关系下的和平，这个现实与当年不惜对美开战的历史显然难以产生通感，日本人最有共鸣的历史，无疑是明治维新到昭和政变为止，作为西方跟屁虫的光辉岁月。
无怪乎日本的主流文化对战争的认识也是支离破碎，不成系统，而且异常扭曲。所能回忆起来的只有战争的可怕和对和平的呼吁，以及无谓死去的日本人对“和平精神”的“唤起”。
牺牲真的“唤起”了日本的和平意识吗？1941年时任企划院总裁的铃木贞一曾如此解释自己拒绝从中国大陆撤军，不惜与美国开战的缘由：
“我从满洲回来的时候，去了一趟靖国神社。到那边的时候发现一直有战死者的遗族在排队，看到这不禁感叹‘啊……已经死了这么多人了啊’。我心中感觉十分的惭愧，所以必须得做点什么。以前军人的性格大概就是这样，军人对于自己的成果肯定要正常化使之成立……”
铃木贞一“做了点什么”，于是就发动了太平洋战争。
真是奇怪，为什么牺牲为什么没有让他罢手呢，为什么没有唤起他的“和平主义”而是唤起了“军国主义”呢？归根结底，所谓唤起和平主义也好，唤起军国主义也好，只是一种将现实合理化的努力，无非是合理化的方式不同而已。
只能解释为他跟当今的日本民众不一样，他本身就不热爱和平而是热爱战争，所以牺牲对他来说只能唤起军国主义而不是和平主义。
电影《永远的零》剧照
或者说，当时的现实跟当下的现实不一样，当时的现实是世界处于大萧条之中，右翼思想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总体战理论相结合而甚嚣尘上的现实。现在却是核大国互相的恐怖平衡之下和平共处的现实。
昭和军阀无法放弃侵略战争的成果，当下的日本人无法放下美日同盟的基础，都是因为这就是无可抗拒的“现实”，而“牺牲”不过是“历史”，是可以为了“现实”而用各种方式“回忆”起来的。
换言之：对于日本民众来说对亡者的缅怀并不是让日本人向往和平的决定性因素，而是日本人接受了美国治下的和平之后，亡者的“唤醒”的意义才被重视起来了。并不是亡者真的唤醒了什么和平主义，而是战后的和平主义唤醒了亡者。
笃定“一旦开战就不攻陷夏威夷不罢休”的战争狂人山本五十六，突然就变成了反对开战的“对美和平论”者。怀着开足油门冲向美国航母而死无全尸的特攻队员们，忽而就变成了“启蒙”的先驱。其实质是抱定“一亿玉碎”的日本人突然就变成了美军治下的“顺民”——不是历史人物发生了转变，而是回忆他们的人发生了转变。
“以史为鉴，可以正衣冠”。意思是说历史的真相中存在着客观的真理和规律，要用真理和规律去指导现实的——不是“已经发生的”现实，而是“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现实。
而日本人的历史观却相反，真理和规律不存在于历史中，而存在于“现实”——已经发生并且波及到我的事情——当中，历史的作用充其量是为“现实”提供脚注，“现实”的力量压倒了一切，历史观成了“现实”观的仆从。
那么，支配日本的“现实”中有什么恒常不变的东西吗？有的，就是“开国”，或者说是为了生存而不断地追赶西方文明这件事情。
日本人始终坚持着走西方的路，一度因为仿效西方的帝国主义行为而开战，就像是修炼黑暗原力的西斯徒弟对抗自己的师傅一样。
1945年7月26日，两架神风特攻机撞击英国苏赛克斯号重巡洋舰，正好撞在主装甲带上，只留下了一道黑印
最终西方战胜了日本，证明了纯种的西方胜过赝品西方。二战后西方在苏联的压力下构建了新的国际体系，但是在日本看来，这无非是新一轮的“开国”，是新的“现实”临到了头顶。这一轮的现实不再是帝国主义了，而是自由民主，民族自决，当然也包括和平主义。日本人不假思索地真诚地膜拜了。
日本人的和平主义当然是“真诚”的。正如山本五十六确实恐惧对美开战，特攻队员们确实醒悟到自己的战斗毫无意义一样。当然，对我们这些外国人来说，这些和平主义者们尽管“恐惧”，尽管“醒悟”，也并不妨碍他们开着自杀战机冲我们撞过来——如果有朝一日“现实”要求这样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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