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立如：强调中美合作共赢，但对现实要有准确判断

【当地时间12月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共进晚餐，举行会晤，双方就中美贸易问题达成重要共识。12月2日下午，“新时代大国外交"系列《G20“习特会”和中美新关系格局》开讲，由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前院长、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崔立如主讲，以下是演讲全文。】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前院长、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崔立如|图片来源：文汇讲堂

习特会对未来中美关系演变有重要预示性

全世界都关注这次习特会，原因在于这次会晤的重头戏是谈中美经贸摩擦问题。对于可能出现的结果，各方专家之前的预测不外乎三种：A是好的结果，双方谈判取得突破，互征关税结束。绝大部分人对此基本不抱希望。B是坏的结果，会谈失败，互征关税升级。持这种看法的人很多，因为会谈前基本没有可以感到很乐观的重要信息。C是不好不坏的结果，就是互征关税暂缓，双方坐下来再继续谈。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不够好也不太坏的结果。尽管中美双方官方说法有所不同，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就是避免了最坏的结果，大家可以暂时松一口气，再看事情如何发展。

事态发展的前景，还是ABC三种可能。我倾向于C的可能，就是说很难回到以往的状态，也不会走向全面对抗或脱钩，而是在竞争合作摩擦中曲折发展。这是因为今天的中美经贸关系，已经不再是以往那种建立在极大的互补性基础上，以合作为主导的相对纯粹的经贸关系，战略竞争的维度已成为中美双方经营经贸关系经贸关系的重要考虑。我们可以说，这一段时间以来的中美经贸摩擦、关税战，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中美关系进入新时期的发展趋势。同样，两国首脑这次会晤的结果，对于我们展望未来中美关系的演变具有重要的预示性。做出这一判断的基本理由是，整个中美关系已经转向一种新的关系格局。

当地时间12月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共进晚餐，举行会晤|图片转自文汇讲堂

历史转变中，中美进入新关系格局

当前的中美关系，正处在前所未有的历史性转变过程中。我们可以从格局演变向度来考察这一历史性转变的大脉络，从而有助于更为深刻认识当今和未来一段时间中美关系所面临的主要变化与挑战。

这里对所谓“关系格局”的定义是：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时空）下，中美两国之间确立的相对稳定的关系构成和基本战略态势。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国际结构相近，但区别在于他们讲的主要是大国之间的权力结构，而关系格局的说法还重视关系形态的作用。

中美关系格局，包括三方面的含义：权力结构、关系形态和各自主导两国关系发展的基本战略。它又是物质和观念两方面的发展与演变的合成。基辛格最近讲话提到新范式问题，但没有说其的具体含义。而新的关系格局已经显现，这是不容置疑的发展。我用三个字来谈谈对这一重大发展的看法。

一个“大”字了得，中国地位的历史回归

中美关系是“大关系”。超过一般叫大，包括体积、数量、力量、规模、程度等；超过很多我们叫超大。就国家而言，如占据的地理空间，比如说领土大，资源多，人口基数大，经济总量GDP大。当然中国还有厚重的历史文化，也可以放在大里面，还可以作软硬实力的区分。上述的这些大，就会产生超过一般的力量或能量。也就是英语所用的power。能量大，你的包容力就会大，这就关系到民族心态。还有就是它的潜力，它的承受力，它的地缘战略回旋空间。承受力是不得了的事情，中国在很穷很弱的时候还有很强的承受力，抗日战争我们可以打持久战就是体现了大国的承受力。所以GDP总量大的重要性与人均GDP不是一个层次的概念。国家之间真正要进入较量的时候，特别是对抗、战争的时候，更重要的是你的总量。

中美关系除了大，还有不同。“大而不同”构成二战结束以来中美两大国关系的基础及主要特征。中美之间的不同包含了两个字的内容，“差”与“异”。前者指的是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或者讲现代化程度的差距；后者指的是两国的历史文化，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别。

处在这一大关系当中，中美双方始终要面对的一个核心问题，如何处理两大国之间的不同。近20年，中美关系的发展使前者的差距在明显缩小，而后者的差别则是呈现出十分复杂的状况。大而不同的关系呈现出新的状态。

当今，中美两国GDP的总量，占到世界的1/3，今后可能进一步上升。以及由此产生的能量和外溢效应，也就是对国际社会的影响，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是空前的，这就是今天中美关系这个大关系的分量和意义。

一个“变”字了得，中美关系今非昔比

中美关系回归大关系更加完整的内涵和外延，主要原因是中国崛起带来了中美关系结构与关系形态的重大变化。这是历史的发展，也是历史在更高的层面的回归。

首先是关系结构的变化，由简单关系结构发展到复杂的关系结构，由战略关系到全面关系。其中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关系成为两国间最广泛而深入的发展，这是新关系结构最重要的基础。

然后是新的关系形态。两国关联度的变化，由疏离的关联度到密切的关联度，从隔离到交往，到利益捆绑，到相互嵌入。中美已相互成为最大的贸易伙伴（2017年双方的贸易额接近6000亿美元），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以致出现了”中美国”（chinamerica）一词。这就是新的关系形态。众所周知的说法就是中美已成为最大的利益攸关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就是全球化造成的相互依赖关系，这是中美关系形态发生的最基础性的也是最重要的变化。

2017年双方的贸易额接近6000亿美元，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图片转自文汇讲堂

第三是，上述变化带来了战略互动态势的转变，由美国占据主导地位的关系发展转向两大国进入同一个等级的战略竞争，包括双边、地区、全球三个层面，形成新的战略态势。

一个“竞”字了得，向新关系格局转变的头号关键词

当前中美新关系格局最具动态性的发展，也是最引人注目的问题，无疑是日益凸显的战略竞争。与此相关，中美关系的主导面正在发生重要变化，经贸战就是突出例子。

中国说合作共赢，是强调我们的理念和努力的方向，但是对现实要有一个准确的判断才行。这是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从奥巴马时期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到特朗普政府去年底的国家安全报告等三个文件，以及后来的印太战略。这个过程也包括中国外交的进取与塑造也在发展。中国崛起是必然的趋势，美国是一定要维护其霸权地位的，这种竞争主导的局面也是不可避免的。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新关系格局下中美战略竞争的实质是什么？我们注意到，中美两国对这一问题的说法大不相同。对此，美国人的说法十分明确，就是争夺主导权，所谓崛起大国对守成大国的挑战。而中国方面并不接受美国的说法，表示中国无意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问题在于美国不能顺应时代的发展，对中国存有偏见，同时对自身的衰落感到焦虑。另一方面，中国也同意双方应该努力防止中美关系落入修昔底德陷阱。为此，中国方面从正面提出倡议，双方应该致力于建立一种新型的大国关系。

中国方面从正面提出倡议，建立一种新型的大国关系|图片转自文汇讲堂

两家不同说法，不同的思路和观念，实际上反映了新的历史阶段，中美关系发展面临一个重大的结构性矛盾，美国霸权是个强大的现实存在，中国崛起是不可逆转的。为此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时代性的课题：中国崛起对应（VS）美国霸权。破解这个结构性矛盾，也是中国崛起进入新时代外交上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

面对各自新角色的适应期，加大有效“管理风险”

然而，我们不能由此推导出中美两国必然会走向对抗。正如前面我们所讨论的，新的关系格局既有结构上的不可避免的竞争性，也有结构上的相互依存关系。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如何演变，取决于双方战略上如何互动。旧关系格局向新关系格局转换，其实质含义就是重建平衡。美国和中国在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平衡上迄今没有达成基本共识，这是中美之间战略博弈的核心问题。

我们正处转折期的挑战就是，对于新的变化双方一时都难以适应。各自都有自己的惯性。我们讲美国不适应，那是显而易见的，用传统的思维对待所谓中国的挑战。中国的不适应，是我们处在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地位，面对前所未有的复杂形势和种种新的挑战，我们并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借鉴，知识观念和竞争能力都需要大大的提升。在双方都没有适应的情况下，风险和不确定性都会大大上升。所以在转折时期一个重要的关键词叫“管理风险”。管理风险就是承认风险、认识风险，然后想办法把它管控在不失控的程度。这也包括危机管理，从宏观到微观，从战略到战术，分不同的层次和领域。

在形成有效管理风险的情况下，中美双方的竞争最终取决于能不能做好自己的事情。对中国而言，大国外交能力建设尤其具有紧迫性，这包括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统筹协调的能力，打硬仗的实战能力，以及善于学习的能力。我们对美国要进行再认识，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从宏观到微观，从一般到特殊，从业余到专业。

崔立如认为，中美面对各自新角色的适应期，需加大有效“管理风险”|图片来源：文汇讲堂

美国对华战略定位改变了发展动力学

2017年年底，特朗普政府发表了其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报告的基调反映美国战略界和华盛顿圈子的主流看法。报告开宗明义指出，现今美国国家安全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来自于大国竞争，主要的对手是俄罗斯和中国，一个是在欧洲地区，一个是在亚太地区。来自中俄的挑战主要是要改变美国所主导的国际秩序。其实质是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所以，报告又给中国和俄罗斯戴上一顶“修正主义国家”的大帽子。美国认为，中俄不同的地理位置构成不同的地缘政治挑战之，而来自中国的挑战更加具有综合国力意义上全面的竞争性。因此，特朗普政府的安全战略和随之发表的国防战略报告与核态势评估报告，不但将中俄等大国竞争的挑战置于恐怖主义的威胁之上列为头号挑战，同时把对华经贸关系列为国家安全范围。这是2018年3月以来美国对华贸易施压升级的重要背景。

美国对华战略定位的变化改变了中美关系发展的动力学。主要竞争对手的战略定位一旦确立，主观意向将在更大程度上主导各自的战略判断，凡事首先着眼于负面的可能性（无论是就意图还是后果而言），为最坏的情况做防范准备，从而使双方之间在重要议题上存在的分歧看法趋向更加对立化。从奥巴马政府后期开始，中美之间的互动效能发生逆转，双方之间的战略对话，与40年历史中曾有的有效沟通、增进理解有所距离。

与此同时，两国各自国内经济、政治与社会发展也在经历重要而敏感的调整时期。人们就当前一些重大经济政治社会问题的立场和观点，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分化状态。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经济与政治、内政与外交形成前所未有的密切关联。外交决策不但深受内政形势发展的影响，甚至会成为政治斗争的替罪羊，或政治运作的工具。特朗普将“美国优先”作为外交政策的第一原则，内政外交混为一体，极大的改变了美国外交的传统形式。以当前政治考虑为重，外交作为内政的延伸，在当下国际格局大变换时期演变为内外同步共振的态势已经屡见不鲜。

此外，信息化社会为各种利益群体对相关外交议题发声提供前所未有的便利；反建制派、反精英的潮流，更使外交事务作为专业人士的传统领地门户大开，“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成为时代的风尚。在这样的形势下，像以往基辛格，斯考克罗夫等得到最高授权的特使，在分歧严重、关系紧绷形势下着眼战略大局和长远利益，以静悄悄的方式寻求可以达成妥协的战略对话已难以再现。

基辛格（左），斯考克罗夫（右）|图片转自文汇讲堂

中美未来前景展望：管控竞合和摩擦

从以上发展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新态势，是源自两国力量对比变化和两国内外发展进程相互激荡，在多极化国际关系格局下的大国博弈。作为一个历史演变过程，互为主要对手的战略竞争将不会在短时期内结束，由此带来中美关系的紧张和摩擦将成为常态，其在安全领域的空间表现形式当前主要集中在亚太地区，并成为亚太地区安全合作议题中重要的地缘政治因素。

第二，中美双方都无法凭一己之力改变这一历史发展进程，与此同时，美国长期拥有霸权地位形成的政治外交军事惯性，与中国崛起进入新时代的强劲势头的战略角力，将在双方都持有的“避免对抗”的认识下加以管控，同时双方也会在有共同利益的议题上展开有限合作。这是亚太安全合作的讨论仍具有现实意义的重要条件。还必须指出的是，由于战略竞争的大格局使然，这些管控与合作都具有相当的脆弱性。脆弱性也是一种潜在的不确定性。

第三，在充满了脆弱性和不确定性的历史过渡时期，中美两国主要领导人的政治引导作用，对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之间建立有实际意义的个人关系和及时有效的沟通机制，无论是对中美两国关系大局的稳定，还是对处理地区安全的热点问题，寻求建立亚太地区安全合作多边框架的基本共识，都是不可或缺的。

作为两个负有国际责任的大国，尽管中美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和各自追求的理想目标有显著的差异，但双方都拥有务实的战略文化传统，秉持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思想。战后中美关系发展的历史表明，以国家和人类社会长远利益为根本诉求的理性精神，终究能在重大变局的挑战面前发挥主导作用。为此，我们应该对中美关系的长远前景抱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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