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前芝：从败退到决战，中共在东北是如何翻盘的？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潘前芝】

1948年秋，决定新中国命运的三大战役中的辽沈战役率先在东北开打。之所以首战选择在东北，主要是当时在东北与国军进行战略决战的条件已经成熟。

战前，中共控制了东北97%以上的土地和86%以上的人口。到1948年8月，东北野战军拥有约70万的兵力，另外还有地方部队33万人。国军虽然总兵力仍有55万人，但被分割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互不相连的地区内。国民党政府国防部自己也承认，军心和士气低迷。可以说，中共在东北地区的军力和经济都超过了国军，已经具备了与敌进行战略决战的条件。

但，这种优势的建立并非一日之功。国共角逐东北的初期，中共的部队曾经遇到重大挫折，被国民党的部队一路撵到松花江以北地区，可谓狼狈之极。

1.国共进军东北

抗战胜利后，东北出现权力真空，国共部队进军东北。

中共认为，如果控制东北，可以背靠苏联、朝鲜、外蒙，免除后顾之忧，并与华北解放区连成一片，使中共军队有一个稳固的战略后方；反之，如果东北被国民党掌握，则华北解放区就处于南北夹击的境地。

为此，9月15日，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彭真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北局，明确了“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陈云、伍修权、高岗、张闻天、李富春等一批得力干将先后被派往东北，从而将之前七大上提出的“争取东北”的战略任务具体化。

在此之前，中共冀热辽军区的部队已率先抵达沈阳，随后分兵前往辽阳、鞍山等地迫使日伪军投降，并配合苏联军队歼灭关东军残敌。至12月初，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命令，来自山东、江苏、河北等地抽调的部队达到11万人，此外还有由延安、晋绥、山东和华中解放区等地派来的用于扩军的两万名干部。

国民党也成立了以熊式辉为首的东北行营，任命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熊于10月12日进入东北，开始与远东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进行谈判。此时，国军第一支进入东北的部队第十三军还在路上。

到1946年4月份，国军在东北的主要部队有新一军、新六军、十三军、五十二军和六十军，总计兵力约30万人。中共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已整编成21个师（旅），建立了锦热、辽宁、辽东、辽西、吉林等10个军区，总兵力达27万人。

双方兵力相当，最终在四平爆发了一场大规模会战。

2.中共败走四平

四平之战，正值国共谈判期间。为了在谈判桌上取得话语优先权，国共双方精锐尽出。毛泽东致电林彪，要“把四平变成‘马德里’”。

然而，这明显低估了新一军、新六军等这些美式机械装备起来的国军部队。蒋介石也下令，要求国军集中兵力，一举击破“共军”主力。

1946年三月下旬至五月中旬，双方围绕着四平展开激烈争夺。国民党空军也倾巢而出，加入战局。战势逐渐对中共不利。为保存有生力量，东北民主联军相继撤往松花江以北地区。

事后统计，四平保卫战我军伤亡达八千以上，部队元气损失甚大。按照韩先楚的说法，这八千主要指的是从关内调来的“骨干”，实际伤亡数字远不止八千。黄克诚在一份电报中透露，伤亡数字在一万五左右。

四平之战，抛开谈判的政治因素不谈，单就战役本身来说，中共战败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中共部队此前一直擅长的是运动战和游击战，对于城市防御作战缺乏经验，而且敌人又具有火力上的优势，这样在战斗中就把自己的长处丢弃，而不足却被放大。所以吕正操说，四平之战打得很笨，就是这个意思。

第二，低估敌人战斗力。四平保卫战前，中共高层对国民党在东北的部队战斗力出现误判。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一份电报中分析，东北的国民党军队数量有水分，要半年才能凑齐，可以一打。所以他希望四平保卫战能打成西班牙内战中的马德里那样。

第三，缺少群众支持。由于日伪长时间残酷统治，中共在东北的地下工作遭敌严重破坏，加上抗联撤出东北，使中共部队在人民中影响很小，人民对其缺乏了解。黄克诚在谈初到东北时的困难时讲了“七无”，即“无党（组织）、无群众（支持）、无政权、无粮食、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等”，派出去找粮食的需要整排或整连武装，少数人根本无法通行。

事实证明，无根据地依托的情况下作战，困难很大。退往北满的中共痛定思痛，开始下大力建设东北根据地。建设根据地的关键问题，就是取得老百姓的支持。

3.建设东北根据地

1946年7月7日，中共东北局召开扩大会议，确定今后我党在东北的工作方针和作战方针，通过了由陈云起草的《东北形势和任务》报告，后称“七七决议”。此后，中共部队主要做了三方面工作。

首先是土改。

约一万多名官兵们脱下皮鞋，走出城市深入农村，发动群众进行土改，创建根据地，并在根据地开展诉苦运动、立功运动。

土改工作团到农村后住到贫农家，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同时物色积极分子，进行个别发动，召开座谈会，讲解穷人翻身的道理，再通过诉苦、算剥削账，提高农民觉悟，斗争大地主。为保护群众，工作组提出由他们出面，群众只要“助威”即可。当时还规定，工作团之间不许谈恋爱，不许贪占斗争果实，不许住在地主富农家里，不许同地主的女儿谈恋爱等。

合江县半截河区明德屯斗争大地主尚世强就很有代表性。工作组通过召开贫雇农座谈会，确定斗争对象，随后向尚世强提出借粮要求。尚世强起初还不在乎，积极分子便纷纷揭发他的罪行，尚见势不妙，答应开仓还粮。最后列举他的九条剥削账，合计结果就是拿出他的全部家产和土地也不够还债的，最后宣布给他留下必要的生活用品后，其他财产全部没收。

当然，也不是对所有地主都如此。对一般中小地主主要采取说服教育与群众仲裁的办法，只要他们主动献出土地分给群众，有的地方，如辽宁的政策就更加灵活，比东北局规定的“多于农民一倍，开明的再加一倍”再稍多一些，以求最大范围地争取民心。

在土改过程中，优先把好地或离村子较近的地分给贫苦军属、无地和少地农民，把差一些的土地分给富有佃农。同时，也不把土改成果仅限于这些人，即使没有参加斗争的人，也能分到一定的土地，使得土改的影响力不断增强。

之前没有经历过土改的东北人民很快从中得到了“看得见的物质利益”，对中共及其部队的态度有了很大转变。过去，由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老百姓对共产党的军队心存疑虑，部队一过去，他们就躲起来，来不及躲藏的也敲不开门，部队宿营时向老百姓借柴火也借不到。现在军民关系融洽起来，逢年过节，群众杀猪宰羊，招待部队。翻身群众踊跃参军支前。这也成为东北野战军越大人数越多的一个主要原因。

与此同时，国民党却在接管东北过程中不断地败着人品。

在城里，国军军官忙着接收银行、工厂，并从中中饱私囊。对老百姓，则摊派沉重的苛捐杂税，一般中农半年内每亩土地要摊派杂税五六百元，这还不包括土地税赋在内。在辽宁西丰县的一个叫邱家沟的村里，兄弟二人，弟弟在国军部队当兵，在家的哥哥带着媳妇和三个孩子，不仅没有享受军属待遇，还被索要2400元门户税。

不光如此，解放军前脚进行土改，国军后脚就过来把分到农民手中的土地给收回去，所以老百姓更喜欢解放军去。据时任东北民主联军7纵20旅旅长的管松涛回忆，当时村里一个老大爷对他说，你们以后每隔10天、20天要来一趟，不然他们刚分到手的粮食和土地，坏蛋（指国军）又要往回要啦。

国民党税赋重到什么程度？连许多当地的中小地主都已经承担不起了，纷纷提出拿地来抵税。但国军只要钱，不要地。

一个不断往上收，一个不停往下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在东北老百姓眼里，国民党的“中央军”与伪满没有区别，他们管国民党政权叫“二满洲”。所以，表面上看，国民党军队占据了许多大城市，但民心却在慢慢丧失。

其次是剿匪。

东北自近代以来匪患猖獗，老百姓深受其害，也威胁到中共创建的根据地。各地土匪中，以北满地区最多，约3万人。四平保卫战期间，北满地区许多县城被土匪攻占，黑河地区地委书记王肃等一批关内来的干部被杀害。东北野战军撤到北满后，抽调三分之一兵力，以师（旅）为单位，分区对土匪展开全面清剿。到1947年4月，北满地区土匪基本肃清，此后，东北野战军主力开始集中备战，零星剿匪任务交由地方兵团担任。

牡丹江军区剿匪小分队的部分官兵

在剿匪过程中，老百姓由观望到积极参与，帮助中共建立了10余万人的民兵自卫队，中共在农村强大的组织行动力在此再次得到了充分验证，其对东北基层地区的改造为后续的战略支援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三是整军。

1946年8月起，东北民主联军进行第一次整编，以原山东部队、新四军部队为基础，扩编成5个纵队，计36万人。同时，通过缴获国军、从苏军手中接收的日本关东军的武器加上自己的军工厂生产制造，我军的武器装备也有了较大改善。

1947年5月起，东北民主联军连续向国军发动了夏季、秋季和冬季三波攻势，歼敌20余万人，收复城市77座，大部分解放区连成一片，主力部队已经发展成为12个纵队加一个炮兵纵队、一个铁道兵纵队，外加17个独立师，共51个师70多万人，加上地方部队，总兵员超过一百万。

冬季攻势结束后，东北野战军以“大兵团、攻坚战、正规化”为指导方针开展军事大练兵，提高炮兵、工兵和坦克兵的协同作战能力，攻城、爆破、巷战、射击等后来战役中经常用到的科目训练也都取得不错的成绩。此时，无论从哪方面看，东北野战军都已经具备了与敌开展大兵团决战的能力。

人民解放军以坦克为前导进入沈阳市（图/新华网）

国民党军队缴械后，我军司号员吹响胜利的号角（图/新华网）

种种利好，促使中共最终下定决心，发动战略决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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