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鲁郑：台湾陷入民主困境，幸运的是还有这个选项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宋鲁郑】

今年台湾的“九合一”选举，最惊人和奇特之处就是韩国瑜旋风。严格意义上讲，韩国瑜也不算是政治素人，做过“立法委员”。他那个时候劣迹斑斑。除了花天酒地、打架，还真没干什么正事。“立法院”里打架虽然是常态，但他打的人不一样，而且后果也很严重，所以很有名：他竟然把陈水扁打的紧急送医院。民进党在选举时攻击他，他也毫不讳言。

当年民进党“立委”陈水扁（图右）被时任“立委”的韩国瑜（图左一）打了一拳，住进台大医院急诊，吴淑珍在床侧探视。韩国瑜回忆说，冲突导火线是因为阿扁说了有辱荣民的一句话

韩国瑜真正令人称奇是这次选举。他既没有行政经历，也对高雄不了解，政见也十分的无厘头：要在爱河盖爱情摩天轮、太平岛挖石油、高雄人口要十年到500万（现在才200多万）。两次辩论都显示他行政经验的不足、对高雄的陌生，也没有多少很具体的政策。但最终结果却是韩国瑜赢了选举。

虽然有了特朗普之例在先，但华人社会的台湾也上演同样一幕，还是令人感叹西方这种民主制度真是无法选贤任能。陈其迈输了不是他的错，是民众对民进党不满，于是就把怒火和惩罚对向了他。

可以说这一次，自己对西式民主的弊端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

过去每到台湾观察选举，总有人振振有词地声称：大陆不民主，两岸不统一。仿佛民主是个好东西。但事实上台湾的民主既不能发展经济，也不能弥合内部分歧，还选不出优秀的人才，更不能令政党吸取教训，甚至腐败和裙带也一直都存在。从功效角度讲，真可谓一无是处。

只不过由于西方强势的话语权，再加上台湾什么也不好，就是自感政治制度好，于是民主就成了台湾唯一可以拿出手的东西了。而且某些人已经把搞不搞西方民主当成阻碍两岸统一的筹码。

我们研究政治学的当然都知道，这不过是一个站不住脚的借口而已。因为国家认同和制度差异是完全不同层面的问题。比如朝鲜半岛和德国，都是制度不同但双方一致认同自己是同一个民族，同一个国家，韩国什么时候说过朝鲜不民主，双方就不统一的无厘头要求吗？再者，日本和美国都是典型的西式民主国家，何以台湾就不寻求和它们统一？根本还是在于两岸是同一民族，历史上也一直是同一个国家。更何况台湾的民调也显示，即使大陆照搬西方民主，支持统一的比例也没有什么变化。

韩国瑜

事实上换个角度来看，如果回顾这三十年的历史，我们反而发现，自命清高的台湾的民主不但不是两岸统一的障碍，好像还一直无意中在推动两岸的融合。可以说台湾的民主除了给中华民族提供负面教训外，说不定还真能促进统一呢。

第一，台湾的民主化消弱了台湾的整体实力，使其日益丧失对抗大陆的资本。

大陆刚刚改革开放时，两岸经济发展十分悬殊。直到1990年代初，台湾的GDP都能占大陆的45%，几乎是半壁江山。那个时候台湾频频和大陆打“外交战”，还常常有所斩获，其凭借的就是经济实力。当然现在台湾面对大陆的攻势，已毫无还手之力了。

但1996年台湾实行首度“大选”后，政治开始取代经济成为整个社会的核心。政治转型过程中，典型的参与过度导致的广场政治效应爆发。选民政治理念至上，甚至喊出“宁可肚子扁扁，也要选阿扁”的荒谬口号。选民都不要经济了，候选人更是热衷于政治操弄：搞种族对立、煽动社会仇恨。一到选举就声称这是保卫台湾价值。正常的政权轮替也上升到主权交接。

其后果不仅是导致大量外资出逃，就连台湾本土企业也大举西进。资本固然寻求利润，但更注重安全。2004年我第一次去台湾，一位出租车司机就对我叹息说：“你住的天母原来经济非常繁华，有许多国际大企业，我的女儿原来就在那工作。2000年民进党上台，许多外国企业担心两岸发生战争，就纷纷撤离，结果我女儿也失业了”。这是我第一次切身体验民主对经济发展的损害。

两岸经济的巨大差距，直接影响到台湾民众对统一的认知。2016年我去台湾观摩选举时，台湾正好出来一个民调：虽然从感性上维持现状的人很多，但从理性上仍然有超过一半的民众认为两岸统一不可避免。原因就在于双方越拉越大的差距。

其实西方民主导致一个国家分裂而陷入内乱，台湾的民进党也非常的清楚。事实上，他们期待大陆民主化也是从这个角度入手。2010年我赴台湾观摩五都选举，在拜会民进党中央党部时，时任民进党中国事务部主任赖怡忠这样直言回答两岸关系的提问：如果我们挑战大陆，应该从普世价值的方面入手。民主、自由啊。对民主的诉求，一刀切进去，就能把大陆一分为二，成为两个部分，才会有我们的内应，才有意义。

第二，台湾民主化后，两岸开始全面交流和融合。

这有两个含义。一是台湾民主化前，大陆和台湾隔海对峙，各方都是铁板一块。但台湾民主化后，大陆借助政党对立，得以全面进入台湾。

二是台湾民主化后，国民党为了赢得选举，同时也是一个中国的理念认同，促使它们执政时全力向大陆开放。

1981年，大陆首度正式提出“两岸三通”（通航、通商和通邮），但直到台湾民主化之后才得以实现。当时执政的国民党坚持蒋经国时代的“三不政策”（不妥协、不接触、不谈判）。但民主化后，先是2000年国民党首度败选，面对要再度执政的压力和民进党的政治打压，国民党不得不调整对大陆的政策。2004年民进党凭借人为制造（虽然相关证人离奇死亡证据再也难寻）的两颗子弹，以微弱多数赢得选举。之后不到一年，时任国民党主席连战就访问大陆，成为两岸分隔六十年之后首度两党首脑的会晤。在随后更出现了胡连会八年十二次的盛景。

等到三年后，即2008年国民党再度执政，便掀起了两岸全面交流的狂潮。马英九上任才两个月，大陆游客赴台湾立即实现，不过半年全面实现三通。

到目前，有数百万台湾民众在大陆定居生活，2014年往返两岸的人数就超过900万。1987年，两岸贸易额还只有约15亿美元，到2016年已将近1800亿美元，增长了近120倍。

虽然两岸交流全面爆发的原因很多，但台湾仓促移植的西式民主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它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为双方的交流创造了条件和可能。

今天从文化和经济的角度看，两岸事实上已经成为一国，只有政治上还没有统一而已。全面的文化和经济交流最终结出了政治硕果：2016年，习马会在新加坡登场。这是两岸第一次执政党领导人的会晤，又把两岸的关系推到新的历史高度。

即使不承认“九二共识”的民进党执政，两岸关系表面停滞，但却依然在“推动”着两岸的发展。一是国民党执政时签订的两岸协定民进党也不得不继续执行。二是民进党“长于选举不擅治理”的特点，导致台湾经济迅速下滑，而且由于不承认“九二共识”，导致民众缺乏安全感，反而是在民进党执政时，支持统一的人会明显增长。

第三，台湾的民主化使得两岸的制度之争走向尾声。

1949年两岸分治后，无形中形成制度竞争。大陆前三十年艰难探索过程中，台湾实现了经济起飞，成为亚洲四小龙，率先成为进入发达经济体行列的华人社会。1978年大陆开始改革开放，台湾则慢慢向西方政治制度转变。四十年过去了，大陆以年均9.6%的经济增长速度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占全球的经济比重从2001年4%迅速提高到今天的15%——美国从32%下降到24%，共计7亿多人脱贫。台湾则陷入了停滞之中。事实证明了大陆选择的正确性，双方的制度之争已接近尾声。

制度之争之所以重要，它涉及到人心之争。大陆经济起飞后，台湾一步步丧失了其经济上的优越感。但在西方制度模式仍然主导全球的国际背景下，台湾仍然存有莫名的制度优势心理。2008年西方发生经济危机，这一国际背景受到撼动，而台湾历经三次政党轮替后，民众已经完全失望。如果不是韩国瑜现象偶然发生，2018年的“九合一”选举将全面直接地展现台湾制度危机。其实政党色彩淡漠、政治边缘人物韩国瑜走红恰是台湾制度危机的另一种体现，只不过其激发的政治热情掩盖了这种实质罢了。

制度劣势必然导致民众信心的丧失，也导致民众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下降，对大陆的认同也必然随之上升。2018年台湾民意基金会的民调，对大陆的好感度竟然首度超过反感度，这可是在“仇中”、“拒中”的民进党执政时期发生！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游盈隆也不得不认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原因也正如游盈隆以设问的方式提出的“这种演变究竟是一种大国崛起效应吗？还是台湾地区持续相对弱化的后遗症？”说白了，无非是大陆很成功，台湾很失败而已。

今天的台湾，除了幻想美国支持外，已经没有对抗大陆的筹码，这和台湾的民主化有莫大的关系。

虽然台湾的民主化也助长了台独意识和台独势力，但整体而言，其客观上对两岸统一的推动作用还是十分巨大。由于西方的民主制度缺乏退出机制，台湾将难以超出民主的困境，两岸的统一也已经近在咫尺。

记得几年前在上海参加一场国际论坛，偶遇一位来自台湾的学者，当时谈到台湾的民主困境和如何解套，他很自信的说：这不是问题，台湾比较幸运，因为还有统一这个选项。现在看来，台湾民主走到最后会水到渠成以统一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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