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笛：我今天要讲袍哥，一个在四川散布最广的秘密社会组织
大家好，我是王笛，澳门大学历史系教授。
我从1980年代就开始研究袍哥，但是收集资料非常困难，因为袍哥非常善于隐藏他们的秘密。经过了30多年的努力，今年终于有第一部成果问世：《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但是今天我只讲一个问题，谁是袍哥。
要回答这个问题相当困难，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群体，我们现在甚至不知道他们的起源。
简单来讲，袍哥就是四川的哥老会，是在清代和民国时期散布最广的秘密社会组织。在金庸的《鹿鼎记》里面，韦小宝的师父陈近南被认为是天地会的创始人，实际上天地会、洪门、哥老会都有相同的起源，都是反清复明的秘密组织。
根据袍哥的文献，1661年郑成功在台湾金台山立誓结盟，不久就派四川人陈近南到四川的雅安开“精忠山”，这是哥老会第一次在中国大陆的活动，所以四川被认为是哥老会的发源地。在清军攻陷台湾的时候，这些早期的文献被封在一个铁匣子里扔到了海里。
一百多年以后，大概在19世纪的中叶，有一个四川人叫郭永泰，他宣称从一个渔夫那里得到了这些原始的文件，他把它编辑印行，称为《海底》，因为来自于海底，又叫《江湖海底》。
《海底》讲述了他们的历史，还有他们的秘密语言、他们的组织结构，但是今天谁也没办法证实这个故事的真实性。
大概最近一些年最有名的袍哥就数范绍增了，现在一些影视作品，像《傻儿师长》《傻儿军长》《傻儿传奇》，都是以他为蓝本的。他是川军的师长、军长，又是大袍哥。他参加过淞沪抗战，回到四川后变卖家产，毁家纾难，组建了第88军再次出川，和日寇浴血奋战，屡建奇功。
中为范绍增
根据他的自传，他13岁就参加袍哥。年轻的时候生活荒诞不经，家里送他去私塾读书，但是他2/3的时间都待在赌场里。他爷爷是当地的镇长，在一次管教他的时候，他竟然把爷爷的眼睛打伤。爷爷一怒之下，下令把这个不肖子孙拉出去活埋，当时有上千人围观，土已经埋了半截，幸好他的二伯赶过来，救了他的小命。
他后来在袍哥里混得风生水起，而且喜欢女人，在几年的时间内前后收过40房姨太太。所以对范绍增这样的人物，我们很难用好还是坏来限定他。
袍哥已经消亡了半个多世纪，但在四川的影响仍然能够看得到。大家还记不记得刘汉，四川汉龙集团董事局的主席，有百亿身家，在2014年被指控组织黑社会活动。在2008年的汶川地震他名噪一时，为什么呢，因为他捐赠的小学校舍是唯一没有倒的。他是黑社会的老大，谁敢偷工减料？
但是根据媒体的报道，他为了扩展势力，采取杀人、伤害、拘禁等违法活动，前后有八条人命。他在2014年5月被判处死刑。
这种集慈善家和黑社会头目为一身的情况，真真实实地反映了袍哥复杂的背景和复杂的身份，而且他们经常和地方政治权力结合在一起。
当然，袍哥里也有高大上的人物，例如中国民主同盟的主席张澜，他是大袍哥，民国时期曾任四川省的省长、成都大学的校长。他同情共产党，参加民主运动，在1949年以后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开国大典的时候，站在毛泽东旁边的那个大胡子就是张澜。
袍哥在四川分布非常之广，到底广到什么程度？有的说有一半的人是袍哥，有的人说2/3的人是袍哥。范绍增的估计，他说90%的成年男人是袍哥成员。在1947年，燕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廖泰初发表了一篇英文论文，根据他的调查考证，他认为成年男子的70%以上是袍哥的成员。
The Ko Lao Hui in Szechuan 廖泰初1947年发表的英文论文
我过去认为他们的估计都过于夸张，但是在研究了档案以后，我觉得他们这些说法是有根据的。比如说在1950年代初，成都市政府要求在茶馆里面从业的人员，不管是掺茶的也好还是演曲艺的也好都要进行登记。登记表上有一栏是是否参加过什么党派组织，70%以上的人说是“无党派，有袍哥”。现在这些调查资料还在成都市的档案馆里面收藏，我们都还能看得到的。
为什么在四川有这么多的袍哥？可能和四川前期的历史分不开。大家知道“湖广填四川”，大量的移民进入四川，相较于南方传统的大家族，四川的宗族控制相对薄弱。宗族的力量不大，民众依靠谁呢？就依靠像袍哥这样的社会组织，这样给它留下非常大的发展空间。
四川乡绅，法国考古学家谢阁兰（Victor Segalen）1914年摄
袍哥成员的成分非常复杂，在开始一般都是下层，那个时候清政府经常把袍哥和土匪连到一起，有的时候干脆就称为“会匪”。
袍哥内部也分为“清水袍哥”和“浑水袍哥”。所谓清水袍哥就是有正当职业的，和政府和军队有关系的，而且比较遵守法纪的；浑水呢，是说没有正当的职业，依靠袍哥为生，经常干违法的勾当。
而且袍哥也有限定的，不是说人人都可以参加袍哥。比如说做一些袍哥认为是贱业的，像修脚的不能进入袍哥，还有理发匠也不能进入袍哥。为什么呢？根据一种说法，说在传统的中国没有剃头匠的，到了清兵入关以后不是逼着汉人削发吗，遭到了强烈的反抗。
当时清政府发布命令是“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个诏书，据说是理发匠把它就吊在挑子上，所以四川的理发匠又叫待（带）诏。袍哥认为剃头匠是为清政府服务的，与他们“反清复明”的目的相悖，所以不能参与他们的组织。
袍哥有各种不同的分支和派别，称为“山堂”，比如说仁字堂、义字堂，他们喜欢用“仁义礼智信”这样带道德取向的名字。内部分成八等，从大爷、二爷、三爷，到老五、老六、老八、老九、老幺。没有第四和第七，因为他们认为四和七不吉利。
大爷就叫龙头大爷，又叫舵把子，主管一切。二爷是军师，三爷负责钱粮和接待。五爷又分为黑旗五爷和红旗五爷，黑旗五爷负责内务，红旗五爷负责外部。
秘密会社的公口布置，有旗帜、口号、牌位、隐语等
他们在内部建立了非常严密的奖惩制度，如果违反了规定，可能招来杀身之祸。举两个例子，一种惩罚叫“扑前刀”，就是三把尖刀埋在地上，刀尖朝上，赤着上身向地下扑过去，三把尖刀从前胸进后背出。所以袍哥有个说法，叫“三刀六个眼，自己找点点”，意思就是说自杀。
还有一种叫“滚钉板”，木板上面满是钉子，钉尖朝上，赤身裸体地在上面打滚，直到皮开肉绽。当然如果是立功就有提拔，从老幺提到老九等等。他们有明确的规定，比如说要孝敬父母，不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不能侮辱妇女等等。
各个山堂之间由于互不统属，也发生械斗、争权夺利。他们崇尚暴力，也相信超自然的力量，所以一般的成员都有这种护身符带在身上。
但是山堂之间也可能有联合，比如说在1942年，国民党四川省执委发了一个公函给威远县，说一定要注意，你们县的一个退伍军人，把附近四个县的袍哥组织在一起，一共两千多人，还选正副主席。而且这四个县的正副保长、正副乡长都加入在这个袍哥之内，引起了官方的注意。成立时他们还演大戏，整整演了十天。今天我们做一个活动，很难连续演十天的大戏，可以想象他们的影响力在地方上多么地威风。
他们还创造了自己的语言。大家可能比较熟悉《智取威虎山》里面的杨子荣深入虎穴，一句“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就赢得了信任。袍哥也有非常多这类的语言，比如隐语、隐字等。
“忠心义气”可以变成一个字。“反清”变成一个字，“复明”变成一个字。
有手势，天、地、人。
不知道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知道的就可以相互领会。还有肢体语言，金木水火土，我来比试一下。
还可以摆茶碗阵。就是说两个袍哥的成员互不相识，他们在接头的时候在茶馆里，茶壶怎么摆、茶碗怎么摆、怎么移动、掺多少水、怎么个喝法，都是有一定的规矩的。为什么叫阵，就像战场上布阵一样，真的是生命攸关，如果你摆错了会招来杀身之祸。
茶碗阵。 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依次为：木杨阵、双龙阵、单鞭阵、宝剑阵、忠心义气茶、五魁茶、清转明茶、一龙阵
今天我们看不到摆茶碗阵了，但在四川，好多语言仍然存在。比如说“落马”，过去指一个袍哥的成员死了，今天我们经常说某个贪官落马了。“拉稀”，过去说这个人不负责任，现在说这个人太胆小了。“落教”，今天仍然在用，经常在成都你可以听到“这个人不落教”，就是说他对朋友不履行承诺。
还有“打滚龙”，落难的意思。你问一个朋友最近混得怎么样，“哎呀，在打滚龙”，意思就是混得很差。过去的意思是这个，现在还仍然是这个意思。
“扎起”也是，是说发生冲突的时候你要帮朋友去助威打架。当然，如果你胆小、临阵逃脱了，“喔，下火巴（pa）蛋了”。其实这些语言都还存在在日常生活中间。
四川的乡土作家经常描述袍哥，比较有名的就是李劼人的《死水微澜》。讲成都郊区一个叫石板滩的地方，镇上的蔡大嫂非常漂亮风韵，她和袍哥首领罗歪嘴之间有私情。好多人对她馋涎欲滴，但是由于她有罗歪嘴的保护，所以不敢染指。蔡大嫂不喜欢老实巴交的丈夫蔡傻子，就喜欢有匪气的罗歪嘴。蔡大嫂是幸运的，因为她爱的是一个袍哥，否则她的结局就很难预料了。
另一位作家沙汀写了《在其香居茶馆里》，实际上就描述了一个简单的场景——在茶馆里吃讲茶。什么叫吃讲茶？就是说如果人们有了纠纷，邀约一个中人到茶馆里来坐坐评理。
小说中的双方，一个叫方治国，是联保主任，相当于以后的乡长。一个叫幺吵吵，是地方的土豪。他们发生纠纷，邀请了一个叫新老爷的人来主持公道。
当新老爷出场的时候，沙汀是这么描述的：“新老爷当过十年的袍哥首领，已经在八年前退休了，不大过问镇上的事情了，但是他现在说话仍然像八年前一样地有效”。方治国和幺吵吵都是地方上的豪强了，但面对新老爷的时候都必须恭恭敬敬。
这个吃讲茶，我想多说两句。民众有了纠纷不是到官府去打官司，而是自己解决，他们不相信官府而相信自己社区的领导人，这个在实际上是把国家的司法权在地方分化了，也显示了袍哥在地方上的一种威力。
袍哥为什么在地方上有这么大的威力、这么大的影响？我想和它的历史有关。最开始是反清复明，尽管清政府镇压，但是不断地发展，而且在辛亥革命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所以辛亥革命时期曾经一度公开活动。
但是民国成立以后又把他们禁止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仍然找到发展的空间，特别是民初军阀混战期间。虽然1928年蒋介石在名义上统一了全国，但四川仍然是在军阀的割据之下，真是应了那句话“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四川一直到了1935年才纳入到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所以从20年代到30年代，四川一直称为“防区制”，就是军阀各自为政。
这给了袍哥很大的发展空间，他们在地方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参与各种事务，甚至地方政府的很多政策都必须要依靠袍哥才能够执行。他们进入到政府、军队、警察，在30年代到40年代的川西平原，几乎所有的乡长、保甲长都是袍哥的成员。
这样一个明令禁止的组织竟然发展到这样的程度，所以为什么说在1949年新政权成立以后必须把袍哥摧毁，因为绝对不能允许像这样强大的和国家力量长期对抗的一种组织的存在。
前面介绍的都是一些著名的袍哥，要不就是小说中的人物，但现实生活中的袍哥到底是什么样呢？
在1945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一位女大学生，叫沈宝媛，到成都郊区一个叫“望镇”的地方进行田野考察，写下了这个报告：《一个农村社团家庭》。这个报告完成以后一直封存在北京大学的图书馆里。
沈宝媛毕业论文封面
我在袍哥的研究中实际上分析了两个人，一个是沈宝媛，一个是袍哥副首领雷明远。
青年沈宝媛
先来看雷明远。沈宝媛描述了她第一次见到雷明远的情况：戴着墨镜，烫着头发，手拿折扇，穿着黑色丝绸的衣裤——这是典型的中国影视作品中的国民党特务的形象。
但他的身份只是一个佃户，租地主的田。但他却从来不下田，还雇了一个长工、四个短工，还有一个使女。大家想想，这和我们过去所理解的中国农村的阶级结构简直联系不到一起，地主、富农、中农、贫农、自由劳动力，任何一个他都归不进去。
他在地方上得到的威望和权力不是因为他的经济基础，而是因为他的武艺。在20年前，他曾经带领袍哥兄弟平定土匪，为地方的治安立下了汗马功劳，奠定了他的江湖地位，所以他有这样的威望。
乡村茶馆，茶馆经常是袍哥活动的据点，甘博摄于1917-1919年间
他实行所谓的“社会制裁”，看不惯的就要进行管治。比如说在1939年，他风闻大女儿与他家雇的一个小裁缝有私情，在没有调查的情况下，把自己的大女儿枪杀。
本村有两家人是军人出身，见过世面，所以他们家的女孩都比较活泼，甚至和男同学也来往。雷明远不许自己的二女儿与这两家的女孩交往。有一次看见她们在一起，直接要把二女儿推到河里去淹死，幸好他的老婆及时赶到，要不就可能酿成另一个悲剧。
他老婆的姐姐是个寡妇，在镇上开了一家茶铺。茶铺就是三教九流聚集的地方，有一次，一个传言说寡妇在晚上留宿了一个男客。他提着手枪就闯到茶铺去，要杀死老婆的姐姐。寡妇闻声已经逃跑了，他把茶馆砸得稀烂，而且把她的衣物撕成碎片，说我以后要是再见到这个荡妇，一定要把她活活杀死。
乡场茶馆，《生活》杂志摄影记者C.麦丹斯摄于1941年成都龙泉驿
但他作为袍哥的副首领，实际上在经济上并没有得到多少好处，所以沈宝媛说他是“瘦袍哥”。但是他又要摆场面，小兄弟们经常在他家蹭吃蹭喝。而且在场上见到了客人总是要邀请吃茶喝酒，如果别人不愿意他还不高兴。
他还到各个地方去“周游列国”，建立他袍哥的网络，开销非常之大，沈宝媛说他花钱像阔佬一样。但是在码头做大爷的人，据说就是要这样广交朋友，才能吃得开。
由于出现极大的亏空，最后没办法，只好卖谷子。结果雷明远没有按时交租，地主把他佃的40亩田收回去了，他在经济上进一步陷入危机。
龙泉驿的乡场首领，估计是一个袍哥大爷，《生活》杂志摄影记者C.麦丹斯摄于1941年成都
大家可能要问，他一个袍哥首领，又有枪，地主胆子这么大能够把他的田收回去？这就涉及到川西平原这种契约关系，你可以有枪，但是你要按契约办事。
所以为什么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两湖、两广、江西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川西平原看不到。你再追溯远一些，在中国历史上川西平原很少看到农民起义。从上到下的人们承认既定制度的合法性，以及乡村惯习的制约，也似乎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屋漏又遭连夜雨。雷家的使女被人拐跑了，而且还带走了大量的衣物。虽然雷明远的耳目很多，很快打听到了去处，但是不得不放弃，因为拐跑使女的是另一个码头更有权势的袍哥。
这件事情对他的声望是很大的打击。很快他又陷入了抽鸦片，对他的精神也是很大的伤害。最后甚至被地主踢出大屋子，搬到一个苦力住的陋室里面。但他仍然成天在床上抽鸦片，沈宝媛也认为他来日不多，甚至我怀疑他是不是能够撑到1949年。
农民在用龙骨车抽水灌田，甘博摄于1916-1917年间
实际上沈宝媛的这个报告描述了一个袍哥从盛到衰的过程：他是一个剿匪英雄，但最后变成了一个鸦片烟鬼；喜欢宴请客人，但是老婆经常都没有钱买菜；他对家人非常凶狠，但是对从城里来的大学生沈宝媛她们非常客气；他是一个佃户，娶了两个老婆，还想娶第三个，由于二老婆的强烈反对才作罢。
因此，我们很难用简单的好坏来判定像雷明远这样一个复杂的个体。如同雷明远一样，袍哥这样的秘密社会组织，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复合体，如何判定它在历史上的角色和作用，经常需要我们根据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事件、不同个人、不同前因后果等，才能揭示这个组织和人物的真面目。
当然，我想更多地了解雷明远，如果我能找到沈宝媛那就是最理想了。所以从2014年开始，我开始寻找沈宝媛。结果我发现她是中国图书馆学的创始人沈祖荣的女儿，而且沈氏家族在中山大学还建立了奖学金。她最后一次在媒体露面是2012年。
后来我经过各种周折找到了沈宝媛的电话，把录音机准备好，非常紧张，见证历史的时刻到了。但是非常失望，整个通话两三分钟。我打电话给她，解释了我为什么要找她，但她说我已经失掉记忆了，就不要浪费你的时间了。我听了全身透凉。
但是我后来又想可能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情，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在沈宝媛1946年完成这篇报告以后中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在长期的历史时间里面，可能她的思想会发生变化的。也就是说沈宝媛今天即使还记得这个调查，她给我讲70多年前的故事的时候，也可能加进了她今天的理解、今天对袍哥的看法。
所以我现在利用她在1945年做的调查、1946年完成的报告，通过这个历史原本的记录来分析袍哥首领，来看一个年轻的知识分子当时对袍哥的看法。我想这个可能最接近真实的历史。
成都东北郊青龙场赶场天的情景，美国传教士那爱德（Luther Knight）1910年摄
最后我想讲一讲我们观察历史可以有多种角度，可以是从上到下，也可以是从下到上。但是过去中国的传统总是从上到下，是英雄的史观，我们关心英雄、政治人物。而且写历史的人有强烈的政治抱负，要为执政的人提供历史的经验教训。所以司马迁说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司马光写了《资治通鉴》。
但是我们应该知道，在中国的历史上，95%甚至99%以上的是普通人。对普通人的经历、对普通人的情感、对普通人的思想，我们漠不关心。其实他们都有无限的魅力，所以我觉得应该为普通人写历史，这样才是一个完整的历史。
好，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