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鲁郑：台湾原来是这样的——台湾九合一选举第四篇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宋鲁郑】

每到一地观选，除了安排的行程外，我都是自由行的方式。尽量和当地人一样。我想这大概也是我们中国研究院很接地气的地方。到台湾也是如此。

这次在海关，查验得特别细致，不仅要求提供返程机票，也要一一提供酒店订单。而过去只不过看看入台证而已。但在我之前入境的非大陆人士并没有这样的“待遇”。我的理解是，这次选举太过紧张，台湾方面担心出事。而两岸关系又不好，所以对于在个时间点来的大陆人，自然格外关照。

出来打上车走了不到十分钟，司机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听着似乎和我有关。一问之下才知道是机场出租车点在查问我去哪里。我们都很奇怪，因为我打车前已经向引领的人报过地址。

司机更不解的是按照规定，他在开车时不能接电话，出租车管理部门当然也知道，但为什么还要这个时候打电话来？这样的事情我也是第一次遇到。唯一的解释只能是有关部门对我太不放心了。真是，两岸关系不好，缺乏互信，增加了多少管理成本啊。

和司机自然聊到大选和两岸关系。很有意思的是，他在台北，却首先问我对韩国瑜怎么看。我一到台湾居然就以这种方式体验到了“韩流”。足见韩国瑜在这次选举的巨大影响。

聊到最后还是我问起台北的选情。他认为柯文哲还是会赢。一个是他干得还不错，也接地气。虽然政绩没有多明显，但至少大家不讨厌他。当然四年前的狂热已经没有了。后来的结果也印证了这位司机的看法。

柯文哲

最令我惊讶的是这位挺关心政治的司机居然不知道大陆今年三月两会政治层面的重大变化。这还是在台北。这至少说明两点：一是台湾还是封闭，对这个世界并不关心。这似乎已经是西式民主社会的通病。百姓只关心身边和眼前的事，媒体就迎合他们。结果恶性循环，互相封闭。

二是两岸交流在民进党期间确实倒退很多。假如交流还能在以前国民党的水平上，他们即使不关注，仅和大陆自由行游客的交流就会知道大陆的各种重要信息了。

来到酒店办手续时，听到两个员工在聊选举。说不管是蓝是绿，只要给老百姓做事就行。这说明在今天的台湾，衡量政治人物的标准已经不再是意识形态，不再是政党色彩，而是经济。它可以解释何以韩国瑜能够在深绿的高雄翻转。后来的投票结果显示，韩国瑜在所有的选区都获胜，包括最支持民进党的地方，完全打破传统蓝绿先区的划分。

第二天就开始自由行。我选择的第一站是去看民进党姚文智的服务中心。他这一次不设竞选总部——大概是效仿韩国瑜，而是设了一些服务中心。在路上我发现不少台北市议员的选举广告都有一个不同以往的特色：全都隐去政党。只有候选人名字和主要立场。

过去往往会突出政党，更以和政党主要人物合影做为主打。但这一次选风全变。后来我信步走到建功里里长谢文详先生的选举办公室，也问了工作人员这个问题。她回答说其实谢先生是国民党的，但现在大家都厌恶政党恶斗，都是选人不选党，所以才这样。

支持姚文智的民众

这既是民众的觉醒，从狂热的政治回到民生，也是台湾民主的危机。西方这样的制度是建立在政党政治基础之上的。现在选民普遍对政党不信任，导致最大的政党是无党。候选人个人的作用日益超过政党。这一次国民党大胜，但却和党中央没有多少关系，都是候选人自己优秀，再加上大环境有利。

下一步的发展应该是政党日益式微，候选人的作用和影响日益超过党机器。这一次台湾选举政党色彩淡漠的韩国瑜、新北市候选人侯友益就是如此。选后的民调也显示，国民党虽然大胜，但党主席吴敦义仅有1%的支持率去参选2020。韩国瑜则以超过30%的支持率高居第一。台湾的民主究竟如何演变，会产生什么后果，还是非常值得观察。

来到姚文智服务中心，竟然是：关门，关门。此时已经上午十点！估计也就不开门了。看来姚文智根本就没有戏，所以辅选人员也没有热情，竟连最其码的门面也不要了。

自己一路走一路观察台北的变化，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许多实体店变成了无人操作的娃娃店。就是一投币，就可以抓礼品的店。后来和台湾的朋友交流，才知道由于经济不景气，钱不好挣，台北成本又高，无法支撑下去，就只好改成这样，而且有越来越多的趋势。

我在台湾还发现，除了便利店之外，大多数商场开业都很晚，就算周六周天也要到早上十点甚至十一点。看来台湾经济的下滑影响面越来越广，已经从旅游业、农渔果业到实体店。

观察台湾经济是否景气的指标很多。比如我每次到台湾就天天买报纸。2004年是十台币一份，14年过去了，仍然是十台币一份。欧元在全球算是稳定的货币了，但法国的报纸年年涨。

不管什么地方，什么制度，经济都是根本。我在台大参加与选举有关的研讨会时，发现一位台大的学生用的是华为手机。众所周知，台大的学生比较偏绿，而且整个台湾也亲美。不用台湾手机，也不用美国手机，反而用大陆的，是会有一定压力的。

我问原因，这位学生很平淡的说华为手机便宜啊，而且功能也不错。什么消费者忠诚度，什么价值理念，都比不上一个价格。两岸统一从经济入手是成本最低、成效最好而且还是互利的手段（当然一方得利多一方得利少罢了）。

当年东西德统一时，黑市价格一西德马克可以换五六个甚至十个东德马克，但最终决定在东德的工资、奖学金、退休金、租金，以及其他周期性收付款等项目1比1兑换，一般债务2比1兑换。存款则是十四岁以下的少年儿童可以一比一兑换二千西德马克，十五岁至五十九岁者兑换四千马克，超过六十岁以上者可以兑换六千马克。再超过这个金额者以二比一兑换。一下就打消了东德人对统一的抵触情绪。

我也曾开玩笑的问过偏绿的朋友：如果你的存款可以以1比1的比例与人民币兑换（目前一人民币可以换差不多5台币），你还反对统一吗？对方则是一脸的欣喜。还有绿营的人说，那就先统一再说。

走到一个便利店7/11，我顺便体验了一下如何取高铁票。台湾高铁票是可以在网上买、在便利店取的。这确实比大陆只能到火车站或者指定的销售点取要方便多了。

当然台湾和大陆最大的不同在于不需要实名购票！过去台湾也有倒票的黄牛党，但现在已经绝迹。主要是经济发展了，大家出行的方式多了。除了火车还有飞机，私家车也很普及。更何况网上购票已经成为生活常态，甚至是主要购票方式，也根本不需要排队了。

当年大陆还没有高铁的时候，许多自由派学者指责政府不做为，春运期间一票难求。并以印度购票实名制为例，要求政府推行。中国政府不仅采纳，而且还巧妙的加进了惩治犯罪、建立社会诚信和国家安全的功能。这大概是那些自由派学者所没有想到的。其实大陆发展到今天，和台湾一样也不需要再搞实名制了，但之所以还保留，主要是实名制的其他功能。

来到高雄，第一个体验的是地铁卡全台湾通用的便利：我拿着台北办的地铁卡就直接上了高雄的地铁。这就是小的好处。不过这也只能适用于台湾。差异性很大的大陆当然行不通。当然北京和天津倒可以尝试。

我去的地方越多，越感到一个政策的适用性是很有限的。在台大开选举研讨会时，与会的学者提出台湾要学瑞士的公投。但瑞士是全球独一无二，台湾根本学不了。比如瑞士的公投要举行一周，台湾人的性格这么急，怎么受的了？台湾的很多学者都有国外学习的经历，但似乎没有悟到真谛。

出来地铁，第一感觉确实和韩国瑜一样，高雄又老又穷。按说高雄在台湾还是发展水平不错，但和台北、新北以及台中比还真是有差距。同样级别的宾馆，高雄就差了一个档次。便利店也很少，饭店的档次也下降了很多。

我住的地方离著名的六合夜市不远，但相当萧条。更令我意外的是，在高雄打出租车，也没有统一的发票，就给一张卡，让乘车人自己填写。我甚至打车去高雄国民党党部时（看韩国瑜阵营的庆祝），就有两个人敲窗户，问顺不顺路能否捎她们一程。看司机的表情，似乎这也不少见。高雄不仅经济落后，管理和规则意识也逊于台北。

很巧，我在高雄住处附近就有投票所，但令我意外的竟然是一个基督教堂！我11月初在美国看选举，就惊讶过基督教堂成为投票所。因为在欧洲，严格遵守宗教和政治的分离。这可能和它们打过惨烈的宗教战争有关。美国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所以大家并不敏感。

教堂投票所，作者拍摄

其实投票地点真的会对投票有一定的影响。比如，美国有很多清真寺，假如是在那投票呢？会不会激发更多的人支持特朗普？台湾做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世俗性是其文化本质。所以大家对宗教和政治的关联并不敏感。但这并不意味着对选举没有影响。

这一次选举是绑公投。其中一项是关于同性恋婚姻的。只要信基督教，就大概率会反对。所以后来同性恋公投没有过，这或许也是原因之一。

说起来，台湾有很多西方文明的东西。除了政治制度，另一个就是宗教。我在台北的旅馆房间里就摆放着圣经。这些异质的东西都会对中华文明产生影响，许多影响是破坏性的。

比如搞了西式民主之后，政治的道德感和伦理性就下降甚至消失。政治人物和百姓变成了赤祼祼的契约关系。而过去是有家庭般的温情（父母官），丑陋的政治总有道德和伦理的缓冲和包装，有利于政策的推行和保持政治的合法性。但现在残酷甚至血腥的权力争夺都放到台面上来，政治的庄重感、神圣性、权威丧失殆尽。这自然影响到政治功能的发挥。

高雄被民进党视为“民主圣地”，是它们起家的地方。所以我看到警察局前的标牌写着：“人权、效率、风纪、形象”时并不意外。这大概是全球唯一吧。

最后自然要以台湾人如何看待移植于西方的“民主”来结尾。我接触的学者，总体上是非常信奉，有再多的问题也认为这是人类最好的制度。而且也不接受大陆学者的批评。其实今年以来中间选民大于蓝绿——堪称全球首例，政党作用式微，都是两党政治的重大危机，民众或许从理论上意识不到，但学者不应该如此。

至于民众，行动上或许在否定“西式民主”，但理念上仍然还是相当认可，甚至都发生了极端的张天钦事件。前促转会副主委张天钦被认为是这次民进党败选的战犯之一。因为他在办公室小范围内聊天时把促转会比成明朝的东厂。结果一个年青秘书听到后愤懑难忍，认为是对“民主”的背叛。就把录音交给媒体，全台湾自然大哗，张天钦虽然第二天就宣布辞职，但再一次重创了民进党，也直接影响了选举结果。

从人情世故上讲，这位秘书是张天钦找来的，从社会伦理来讲是有恩于她。更何况这种私下小范围聊天，大家讲话都很随意，完全当不了真。此前当律师的张天钦并没有做过官，说话自然更是随意。但从小接受“民主教育”的年青人，早已被严重洗脑，发自内心的信奉，听到后根本无法接受，愤怒之极的情况下选择告发。

类似的事在西方也发生过。比如美国虐囚丑闻、斯诺登事件都是如此。当事人无法接受现实与所受教育的巨大差异，于是置美国利益于不顾，选择曝光这些国家机密。当然他们也被美国的法律严惩。

去年类似的事件也发生在德国。一个十五岁的女孩举报自己的同学讲蔑视犹太人的笑话，并以行纳粹礼当儿戏。她为此还获得了2000欧元的奖励。

单就这件事讲，即使没有张天钦大放厥词，促转会的做法早已不得人心，为了政治斗争，将政党利益置于民众利益之上，告发也是应该。

但我不由得担心，如果政治理念随着政治恶斗而极端化，盛行“告发”风潮，也会对传统的伦理关系伤害巨大，对民众利益未必是好事。

点点滴滴并不是宏大叙事，但却同样能反应台湾的政治、经济、社会、市井人情。选举是一时的，这些则是常态。走了一圈，不明觉厉，台湾原来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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