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多少宝贝？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星球研究所”（ID：xingqiuyanjiusuo）
中国究竟有多少宝贝？这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
仅以可移动文物为例，国家文物局为此投入10万人，用了整整3年时间，摸排了102万个国有收藏单位，终于在近年得到了一个准确的数字：
108154907件（套）。
没错！1亿件！
这还仅仅是国有单位，不包括私人收藏，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也不包括流失海外的文物，数量就已如此庞大。
（中国可移动文物分布，制图@张靖/星球研究所）
庞大到古希腊古罗马人曾称中国为“丝绸之国”（Seres），英语世界则用一个单词china，同时指称瓷器与中国。
今天，中国人自己也愈发为这些文物自豪，但人们喜爱文物、关注文物、追逐文物，却很少有人知道，为什么古代中国人会生产如此众多、如此精美的宝贝？
开创
2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尚处于石器时代，就连喝水、饮食都缺乏趁手的器具。
江西万年县一处名为仙人洞的岩洞中，某位古人注意到了一种黏土，它可捏出不同的形状，再经过烧制，陶器便诞生了。
（2万年历史的仙人洞陶器碎片，现藏于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我们并不知道这位古人的名字，但他显然是中国文物史的开创者之一。
陶器非常“亲民”，它制作简单，原材料也几乎唾手可得，劳动之余的男男女女们纷纷加入了制陶大军。
大量的生产弥补了陶器易损毁的缺陷，仅西安东郊半坡遗址出土的陶器碎片，便高达50万片，陶器也因此成为中国文物中数量排名第4的类别，仅次于钱币、古籍、档案文书。
（橙黄陶乳钉纹鬶guī，一种带嘴烧水壶，高29.3厘米，山东潍坊出土，公元前3000年-前2000年龙山文化，现藏于山东博物馆）
它千变万化，可以盛水、可以储物，也可以盛上一碗世界上最古老的面条。
每一个普普通通的石器时代居民都可以享受陶器带来的“幸福感”。
（青海喇家遗址，倒扣的陶碗中装着一碗4000年前的杂粮面条）
其中最有才华的一部分人，通过陶器发现了自身的创造力与艺术想象力。
在他们的手中日常使用的瓶瓶罐罐被塑造为动物造型，令人爱不释手。
（陶鹰鼎，高35.8厘米，鹰体健硕，双腿粗壮，鹰眼圆睁，属于公元前4000-前3000年仰韶文化，陕西省华县出土，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技艺最高超者，甚至可以让陶器薄如鸡蛋壳。
山东龙山文化的蛋壳黑陶高柄杯，高约26厘米，重量却仅有数十克，超越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绝大部分“杯具”。
（蛋壳黑陶高柄杯，数千后依然光彩照人，现藏于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但是陶器是如此平易近人，再高超的技艺，也无法让它摆脱平民化的出身。
而此时，这片土地上出现了一个新的阶层，他们需要符合身份的新器物。
王的欲望
大约4000年前，早期的国家在中国出现，夏商周至秦汉，君王及贵族构成了国家的统治主体。
他们的财富与权势远超平民，只有使用比陶器更“名贵”的器物，才能彰显权势与身份。
其中三类器物最为耀眼，第一类的生产过程非常繁复，首先需要勘探并挖掘矿藏，再将提炼出的金属锭融化浇铸在模具中，最后经冷却、锉平、磨光，过程中还需要消耗大量燃料，以及多个工种分工协作。
这是当时当之无愧的高科技产品——青铜器。
（商代兽面纹斝jiǎ，有种雄赳赳的气质；斝是一种用于祭祀礼仪的盛酒器，也用来温酒，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青铜器的生产远超普通民众的能力，必定引发他们的惊叹、膜拜。
所以很快被君王相中，青铜器的生产成了国家工程，国家垄断了铜矿资源与铸造技术。
目前已知的周代铜矿遗址湖北大冶铜绿山，采掘深度达60米，冶炼铜产量至少4万吨，数量惊人。
（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图片源自@Amarespeco/维基百科）
这些铜被铸造为各种器型，遍布君王贵族生活的方方面面。
鼎，用于煮肉，既有足，又有耳，足下可以架火，鼎耳则方便厨人搬运，现代的鼎字几乎是它外形的复刻。
（大禾人面纹方鼎，商代，出土于湖南省宁乡市，高38.5厘米，以人面作为主体装饰的方鼎仅此一件，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
簋guǐ，用于盛放煮好的饭食，早期字形为“一人从食器中取食”。
（兴簋，西周，出土于宝鸡市扶风县，高35.7厘米，现藏于陕西宝鸡青铜器博物馆）
尊，字形似“两人手捧酒坛”，专门用于盛酒。
著名的四羊方尊，因四只卷角羊各踞一隅而得名，是现存商代青铜方尊中体型最大者，高58.6厘米，可以盛放30-40瓶容量的“飞天茅台”。
（四羊方尊，商代，出土于湖南宁乡，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卣yǒu，体型稍小，也被用以盛酒，最显著的特征是颈部两侧的提梁，像极了现今的暖水瓶。
（古父己卣，高33.2厘米，西周，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壶，深腹小口、没有提梁，外形与今天的壶字仍极为相近，同样用于盛酒。
（㠱jì仲壶，高14.8厘米，西周，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爵，经常在影视剧中出现，但它并非一种饮酒器，而是用于温酒，爵底三足可以置于炭火之上，加热酒体。
（窄流平底爵，商代，高14.5厘米，现藏于河南博物院；古人认为神不饮食，但喜欢闻味，爵中之酒加热后香气四溢，可用于敬神）
有加热就有“制冷”，古人将一大一小两件青铜器套在一起，两者之间放置冰块，较小的青铜器装酒，是为鉴，堪称世界上最早的冰箱。
（青铜冰鉴，冰酒器，湖北省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高63.2厘米，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有了冰鉴便可以喝到冰爽的美酒，觚（gū）便是与美酒相配的真正饮酒器之一，它口部和底部都呈现喇叭状，身形较长，方便持握。
（商兽面纹铜觚，商代，高25厘米，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
当大肉、美酒穿肠而过，也许还有数名乐师奏乐。
湖北随州市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青铜钟体及钟架总重超过4吨，工匠在铸造时必须反复调试每件钟，才能得到特定的音阶，其音律准确、音色优美，至今仍能演奏乐曲。
（曾侯乙编钟，战国，出土于湖北省今随州市曾侯乙墓，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
这些青铜器是如此引人瞩目，最好的展示方式是让它们出现在最重大的场合。
商人使用青铜器与祖先沟通，为追念母亲的离去，商王发起了一项超级工程：铸造重达832.84千克的巨鼎——后母戊方鼎。
这是现存最大最重的单体青铜器，可以想见商人目睹此鼎时的惊呼。
“厉害了，我的商”。
（后母戊方鼎，商代，出土于河南安阳，高133厘米，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与商人同时期的古蜀人则在祭祀仪式中立起高达2.61米的青铜立人像，铜像直立静止、棱角分明，面颊如削、眼睛凸出、眉若刀刃，粗壮的手臂从肩部伸出，曾经手握象牙或权杖，其庄严肃穆至今令观者动容。
（青铜立人像，现藏于三星堆博物馆）
西南边陲的古滇人则用青铜器记录下一场残酷的杀人祭祀。
52名形态各异的人物，被铸造在直径30厘米的器盖上，行刑者执斧欲砍，被缚者惊恐绝望，贵妇们乘舆监刑，高高在上，平民们驻足观看，或麻木或兴奋。
（杀人祭柱场面贮贝器，西汉时期，出土于云南晋宁，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图片源自@猫猫的日记本/维基百科）
第二类器物是一种特殊的石器：玉器。
玉的质地温润、色泽白腻，在众多的矿石中有如石中精灵。
但是玉的硬度很高，加工困难，古人需要花费很长时间反复研磨，才能打造出一件玉器。
再加上多数情况下玉器无法用于耕作，也无法用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如此“昂贵而无用”之物，却恰好是君王贵族赋予其“神性”的最佳选择。
（夏代七孔玉刀，出土于河南偃师二里头，长65厘米，现藏于洛阳博物馆，图片源自@Siyuwj/维基百科）
方形的筒状物称为琮cóng用于祭祀天地。
（商周的玉琮不算典型，本处以更早的良渚文化玉琮代替；此件玉琮高49.7厘米，由墨玉制成，是目前国内最高的玉琮，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圆形的环状物且中间的圆孔相对较小者称为璧，专用于祭天。
（玉璧，战国，直径6.1厘米，出土于河南三门峡，现藏于河南博物院）
片状的圭guī，用于祭祀东方或者由官员执于手中，表示不同的等级。
（玉圭，夏代，长24.7厘米，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佩带在身上的玉佩，同样象征着等级，身份越尊贵，玉佩组件越多也越长，而玉佩越长，佩戴之人行走也会越迟缓，更显得身份尊贵。
（组玉佩，战国，出土于河南洛阳，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到了汉代，人们认为玉可以让尸身不朽，中原大军也在此时占据并控制了盛产美玉的昆仑山，玉料有了充足、稳定的供应。
君王权贵去世之后，干脆用数千片玉片包裹全身，这便是金缕玉衣。
（西汉刘胜金缕玉衣，全长188厘米，用玉2498片，出土于河北满城，是我国考古发掘中出土年代最早最完整的玉衣，现藏于河北博物院）
第三类器物则超过了单一材质而近似于“工业化产品”，它往往由多种零部件共同组装，结构复杂、设计精妙，一旦拥有便可以将权势、地位推向顶峰。
这便是，豪华车马。
中国人从商代开始造车，周代诸侯则以车为“坦克”，出动数千辆战车进行高科技战争，王族墓葬中也大量出现殉葬的车马坑。
（壮观的西周晋国1号车马坑，是目前出土的西周时期规模最大的车马坑，下葬的是真车活马，位于山西省曲沃县曲村镇晋国博物馆）
车辆的零件从数十到几百上千不等，甚至包括与现代产品极为相近的齿轮，机械学上称为“棘轮”，用于制动。
（青铜棘轮，战国，出土于洛阳东周王城遗址，现藏于洛阳博物馆）
车辆的种类也非常众多，从商周至秦汉，轺车、衣车、斧车、辇车不胜枚举。
（轺yáo车，东汉，甘肃武威市出土，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
身居高位者出行有骑马先导，步兵开道，随行仆隶乘较小车辆，形成一个庞大的车马仪仗队。
（铜车马仪仗队，东汉或西晋，甘肃武威市出土，是迄今发现数量最多的东汉车马仪仗铜俑，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
而秦始皇按照真实比例1/2制作的铜车马，为我们提供了豪华车马的最佳范例。
它由6000多个零件组成，重达1吨。一号车配备驽机、剑、盾牌等攻防武器，负责为二号车武装开道；二号车搭载豪华“车厢”，乘坐者可在其中自由坐卧，威风不亚于现在的“空军一号”。
（秦始皇铜车马，现藏于秦始皇帝陵博物院）
其他类似“工业化产品”还包括，各种设计精巧的灯具。
普通的灯也许形如“举个栗子”，只要在托起的灯盘上放进油脂，再点燃灯炷即可。
（西汉当户铜灯，通高12厘米，出土于河北满城，现藏于河北博物院）
而西汉窦太后使用的长信宫灯，由宫女造型、灯座、灯盘、灯罩组成，各部件可以任意拆卸，方便清洗，也可以转动调整灯光方向，通过调整出光口大小还能控制亮度，燃烧的烟尘则通过宫女右臂收纳于灯体，堪称“高科技、无污染”“居家必备神器”。
（西汉长信宫铜灯，通高48厘米，重15.85千克，出土于河北满城，现藏于河北博物院）
现在，君王们有了青铜器、玉器，有了豪华车马、高级灯具，但是此时，又一个新的阶层正在崛起，他们对这种奢靡的生活提出了质疑：王的美好生活会结束吗？
（萌萌的鸮卣，鸮xiāo意为猫头鹰，高19.7厘米，出土于山西石楼县，商代盛酒器，现藏于山西博物院）
士的理想，从春秋战国时起，以受教育为特征的士人开始崛起，这是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精英阶层，他们中的代表人物墨子，反对君王贵族的铺张浪费。
另一位代表人物孔子则提出了新的价值追求，它包含了六种必备技能，合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翻译成网络白话大致为：懂礼貌、懂音乐、会武术、会开车、会写字，还要数学好）。
六艺并未被社会全部接纳，有的很快被人遗忘。但新的价值追求却引发了国家和社会对教育的重视。
汉代在京城建立“太学”，作为教材的五经被刻于太学的石碑上，大批学生前往观摩，一时间车马云集、交通阻塞。
（东汉时立于洛阳太学的“熹平石经”，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经本，为书法家蔡邕书写，因战乱被毁，仅余残石，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各类公私教育机构也在各地建立，从受过教育的男子中择优选拔官吏，逐渐成为社会共识。
士人们历经秦汉、隋唐到宋代时已经成为这个国家的中坚力量，他们不但分享了君王贵族的权力，还极大改变了中国文物创造的方向。
首先是书法。
士人掌握着书写技能。这是他们区别于其他人群的最显著标识。
书写开始变得神圣，逐渐转变为对书法艺术的追求。
东晋时生活在浙江绍兴的王羲之在与友人相聚时，以行楷挥毫完成《兰亭序》，笔势如行云流水。
（王羲之《兰亭序》唐代冯承素摹本局部，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当闻知先人墓穴毁于战乱，一纸《丧乱帖》先以行书起笔，又在悲愤中转变为草书，笔画粗细相间，文字在纸上跃然跳动，字如其人、文如其人，人生悲喜融会在一撇一捺之中。
（王羲之《丧乱帖》唐代摹本，现藏于日本宫内厅三之丸尚藏馆）
王羲之的书法被认为冠绝古今，书法家变成了新晋“偶像”。
关于他的传说四处流传，高官招纳他成为“东床快婿”，皇帝也成了他的“粉丝”，至死也要将《兰亭序》真迹埋入皇陵。
到了唐代，皇帝身边的高官同时是书法家的比例大大增加，虞世南、欧阳询、褚chǔ遂良、柳公权，都在书法领域卓有成就。
（欧阳询行楷书《卜商读书帖》页，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出家之人怀素干脆将书法的实用价值忽略，而将艺术价值突出到极致。
他的《自叙帖》以狂草写就，笔画大量简化和省略以致难以识别，但观之则见纵横捭阖、气势连绵不绝。
（怀素《自叙帖》局部，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到了宋代，皇帝的兴趣也变成了艺术创作，而非治理国家。
宋徽宗赵佶自创新式楷书，笔道瘦细峭硬、洒脱明快，人称“瘦金体”。
（赵佶《欲借、风霜二诗帖》局部，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书法成了士人的身份标识，绘画则是士人的宣传工具。
他们希望用儒家思想规范社会行为，最接近这一目标的人物画，率先达到了高峰。
东晋时江苏无锡人顾恺之，正是这一高峰的登顶者。在他的笔下，皇帝拒绝了不遵从礼教的妃子，妃子的衣着长带飘飘，如被风吹动。
（据传为顾恺之《女史箴图》唐代摹本局部，箴zhēn意为劝告，现藏于大英博物馆）
而士人心目中最动人的女性，则在唐代仕女画中出场。
在安徽宣城地方官周昉的画中，她们身着低胸长裙，外罩薄纱，既不太瘦，也不太胖，散发着满满的优雅精致。
（周昉《簪花仕女图》，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不过，人物画的“小世界”，满足不了宋代士人的雄心，他们要描绘的是整个世界。
出身于卑微木匠家庭的画家李嵩，他笔下的卖货郎货物琳琅满目，虽然是从局部着手，却描绘出了宋代强大的商业生产。
李嵩在落款中自豪地宣称，他能在一张图页内画出五百件不重样的物品。
（李嵩《市担婴戏图》局部，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画家张择端则放眼城市，以俯瞰的视角，全景展现汴梁生活的方方面面。
作画时画家肯定借助了尺子和其他绘图工具，舟船、桥梁、车马、建筑，都务求细致、精确，观者通过此画就可以明了其结构和肌理，理性与科学之美展现得淋漓尽致。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商业发达、城市崛起，士人理想中的山水田园生活，变得愈发难以实现，山水画作为一种心理补偿发展迅猛。
18岁的北宋画家王希孟，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登上画坛，他的《千里江山图》以11.9米的超长画幅，气吞山河。
（请将手机横屏观看，王希孟《千里江山图》卷，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除了书法、绘画，还有一种器物在士人推动下，达到了艺术巅峰——瓷器。
瓷器与陶器相比，质地更加坚硬、颜色更加鲜亮，也更受到士人的喜爱，宋代士人尤其推崇没有装饰的素面瓷。
（建窑黑釉兔毫盏，宋代，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这种审美，由五大名窑之一的汝窑，推向了极致。
（汝窑青瓷无纹水仙盆，北宋，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瓷器制作过程中，因釉面会产生开裂，称为开片。
有时开片甚至密布表面，这种自然的缺陷在士人的眼中，反而形成一种独特的美感。
（汝窑青瓷莲花式温碗，北宋，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另一种自然缺陷产生的裂纹，如同蚯蚓在泥土中游走留下的痕迹，人称“蚯蚓走泥纹”，这些自然产生的现象，代表着士人审美的最高境界，大道至简、大音希声，也因此有许多人认为，宋瓷是中国瓷器艺术的最高峰。
（钧窑天蓝釉三足筒式炉，北宋/金，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至此，君王、士人，都已经有了属于他们的创造。
而在最后一个历史时期，世俗的滚滚红尘已经呼啸而来。
滚滚红尘
元明清时期，中国已经经历了多个王朝的轮回，政治成熟、文化成熟、经济成熟，各种珍宝文玩的积累达到巅峰，皇帝成了全国最大的文物收藏家。
以“盖章狂魔”乾隆为例，在他统治的60多年间，他亲自盖了2500余件书画作品，并题跋了1000余件。
（唐代韩滉《五牛图》局部，乾隆在此画上的印章不少于8处，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西方的最新科技也已经在此时传入中国，却只深藏宫廷，作为观赏把玩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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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铜镀金写字人钟，底层是写字机械人，只需上弦写字人便在面前的纸上写下“八方向化，九土来王”八个汉字，字迹工整有神，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唯有商品经济的发达，让商人、手工业者为主体的市民阶层开始壮大。
一场世俗化的大潮开始上演，市民们没有君王贵族的穷奢极欲，也没有士人的难以企及的雅致，让日常生活更美好才是根本的目标。
房屋内的陈设是最重要的施展空间，昂贵的明清家具采用稀有的黄花梨木、紫檀制作，圆背交椅用榫卯拼接，精雕细刻、线条优雅。
（明黄花梨木圆后背交椅，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通体紫檀木的宝座，取材厚重，木质精美，表面满饰荷花、荷叶纹，雕工光滑圆润。
（明代紫檀雕荷花纹宝座，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作为卧室最核心的元素——床，往往本身就做成一个独立空间，由床顶、床围、立柱、月洞门围合，
（黄花梨月洞门架子床，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另一种床，通体黑漆、结构稳重，饰以四季花卉和花纹，雍容华贵、富丽堂皇。
（黑漆嵌螺钿花蝶纹架子床，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房屋中还要装点大量瓷器，明清瓷器一改宋代的素雅风格，彩绘瓷成为时代主流，花鸟鱼虫、才子佳人等民间喜爱的题材，被绘制在瓷器之上。
（明代五彩鱼藻纹盖罐，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这种风格在皇帝身上得到了最大的发挥，清乾隆各种釉彩大瓶，上下装饰的釉彩达15层之多，再加以各种吉祥图案，六幅写实图画，被人称为“瓷母”。
（清乾隆各种釉彩大瓶，高86.4厘米，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欧洲的贵族也喜欢以中国瓷器装点房屋，但他们的方式却大相径庭。
葡萄牙里斯本的桑托斯宫，使用260件青花瓷装饰天花板，效果令人目眩。
（葡萄牙里斯本桑托斯宫的“瓷器天顶”，图片源自@葡萄牙古代艺术博物馆）
瓷器之外，明清家庭还需要展示对文化的品味，一系列精致的文房用具，例如砚台、奇石、毛笔、印章，都是必要陈设。
（歙石螭边长方砚，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对文房用具的大量需求，使得每一个产品都被细致分出最佳的产地。
例如浙江湖州的湖笔、广东肇庆的端砚，安徽古徽州的徽墨、宣城的宣纸等等，国家最有才华的匠人，也因此建立了个人品牌，甚至涌现了知名的女性工匠。
（清代苏州女工匠顾二娘制作的砚台，现藏于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绘画在房屋中同样必不可少，苏州、扬州等商业城市拥有大量职业画家，客居扬州的郑板桥便是其中之一，他的墨竹、兰花、奇石，几乎是大批量反复生产，成为明清人家中的屏风、挂轴、扇子等等。
（郑燮墨兰图扇页，清代，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尾声
君王贵族、文人雅士、市民工商以及他们背后的匠人技工，共同创造了中国文物的辉煌。
然而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因战争、抢掠、偷盗等原因，大批中国文物流失海外，总数超过1000万件。
对于我们而言，不仅要了解这些文物，还要了解这些文物背后的历史。
它是中国人的文明史，是中国人的创造史，是中国人横跨2万年的众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