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睿：相比于台湾今年的选举，“惊世奥步”更可能出现在2020年

台湾选举政治20余年，对民主的贡献之一就是佐证政府质量和选举民主完全是两回事；而近期选情变化所反映的民意，又说明政府质量的排序应放在选举民主之前。这也就是说，政党竞争和轮替并不保证政府的质量，特别是以贤能政治作为理想的话。

选举不能选贤举能，等而下之就沦为资本家和政客的游戏。既是游戏，奥步(阴招、损招)也就难免，道德底线没有下限。以公投绑选举为例，本来社会公共议题的决断和政治人物的选举是两回事，但绑在一起操作，公投就成了政治的附庸。

公投被操作为政治“奥步”

比如同婚和反同婚两公投案，表面看来是民主意见的表达机会，但其实是政治操作的一环。台湾当局将公投者的年龄条件降为18岁，从18岁到30岁之间的年轻人，以单身居多数，社会历练和家庭经验或无或少，但对于投票行为特别热情、有新鲜感。从他们的养成教育来说，可称为反传统世代，其特征是质疑一切既有规范、视反对为理所当然，这也是他们接受西方价值的公民课的成果。

而这一批教改世代，曾被视为蔡英文当局的拥趸，对于过去的民进党固有好感。即使最近有些变化，但他们会觉得这种决定社会重大议题的权力，是由于台湾当局的赐予，而他们乐于有个下放权力的当局。所以审议高中课纲的学生代表，多数支持台湾当局，就是这个道理。

他们当中较少人会思考，有些议题就像人有长高和吃饭的自然权利一样，并不需要也不能由公投来决断可否。而保障民众成长与温饱的机会和环境，是政府的基本职能，也是政府质量的基本指标。政府不能就社会基础、人性伦常、历史条件和文明前景来做出明智的专政，反而以下放职能的方式来收拢特定族群的好感，并将公投与选举绑在一起，其实是一种选举奥步。

这次县市长选举合并了10项议题公投，前所未有，其间就蕴藏对冲选情的无限可能。反过来想，若那么多议题可以交由18岁以上的民众公投，为何军购议题不得交由公投？理由自然是“国家安全”要由政府专政。

可见“国家安全”不属于“民主”，而且常在“民主”的对立面。这就形成了悖论：“国家安全”为了保障“民主”，同时“国家安全”又限制或扼杀“民主”；而“民主”选出“国家安全”专政，来扼杀“民主”自身。这类民主悖论一直没有获得很好的解决，甚至解释，但多数人已经满足于习以为常的“民主”宣传，因为那只是生活的外衣。而当这件名牌衣不蔽体的时候，人们才逐渐体会代议制政府的实质是寡头制，并不如宣传中的“民主”印象。

所以像年金改革、转型正义和一例一休，全由少数人说了算，不得公投。更荒谬的是，这种失能又贪婪的寡头制，恰恰是“民主”的结果。

再说“东奥正名公投”，它的性质是政治公投，而其实质是公投政治。混杂了不明就里、涉世未深和别有居心的群氓主义，被转基因成为支持政府的民意，却真实反映了政府和民主的质量，存在着相当的非理性成分。如今国际奥委会已三度关切“东奥正名公投”，视该行为是以政治干预奥委会宪章的规定，但该公投发起人则表示没有会籍也可以“难民队”的名义参赛。[1]

足见民粹往往成为当局摧折民主、掩饰失能的良方；作为打击政敌竞选资本的“转型正义”和“年金改革”，最初都有民粹支持。正因为如此，“奥步”才有存在空间，而后者又反过来说明台湾民主质量的局限性。

20多年来，各种非关贤能政治的“奥步”始终被渗入台湾的选举，省籍、母语、性倾向、掉眼泪、下跪、假物证、假新闻、买票、迁国宝、政策买票、……。每临近选举时，“言论自由”就染上大头症，总以为自己就代言全台湾。这些多元性容易模糊了真正的重点，使得民主选举热闹归热闹，却始终无法接近贤能政治的理想。

有台湾学者从人力流动、经济表现、平均薪资和政治稳定度来观察，认为台湾已经提前“菲律宾化”，而劣质民主难辞其咎。[2]台湾的实践经验说明，“奥步”是选举民主的一部份，是政治上的家常便饭。

“惊世奥步”与超完美“惊世奥步”

日前国民党主席吴敦义忆起2006年因为“走路工事件”让蓝营失去高雄市长席位，愤而暗指绿营当年以胜出一千票当选的“查某人”像肥滋滋的大母猪。吴的本意在于指斥选举奥步，但他的失言说明他不自觉成为“奥步”文化的一部份。

不过，物极必反也是常理，谎言无法永远欺骗多数人，近期的高雄选情可视为一个例证。于是有人开始预期，像2004年319枪击案那样的“惊世奥步”，会不会在这次选前出现？当年“走路工事件”距离319枪击案才两年多，同样爆发在投票前夕，同样造成选举结果逆转。

用影星成龙的话来说，2004年的台湾大选是个国际大笑话，一百年后回看它仍然是个笑话。成龙没说那么可笑的原因，但估计和台湾选举民主的质量有关。毕竟一夕之间翻转选情，以莫名的枪击案就能翻转长期的社会观感和政治判断，说明当时民主质量的脆弱性。后来由于319枪击案的真相无法水落石出，以及陈水扁的贪腐案曝光，成龙的“笑话说”已没什么人可反驳。

台湾民间要求彻查319枪击案

正因为已被那种“惊世奥步”蒙过，同样的步数将不会再出现，它已成为那个时代的独家专利；即使不同样的“惊世奥步”，也不至于在这次选举中出现，虽然寻常的“奥步”仍免不了。高雄市长选举的确被视为民众检视台湾当局的期中考，甚至是执政党基本支持者的一次信任投票；但那毕竟还是台湾的局部选举，如果贸然出现319枪击案级别的“惊世奥步”，高雄选情将转向有利于哪方且是一说，重点是它不能保证其他县市的选情变化方向。

毕竟县市长选举的输赢，是个总量比数的问题。即使输了这次县市长选举，执政党仍然掌握最大的权力和资源，他可以从司法、立法、财政、监察各方面进行党同伐异，让非绿营县市的局面雪上加霜，或至少停滞不前。因此为了避免因小失大，绿营反而不乐见“惊世奥步”在这次地方选举中出现，包括高雄市。当然，无法排除选举结果绿营0席位或接近0席位的可能，使得执政党在选后无从下手分化，但这并不在他们的估计之内。

况且，当年陈水扁寻求连任，在绿营内部并无悬念，包括吕秀莲也甘于担任这名辩护律师的副手。枪击案前既然凝聚了共识，无论是谁主谋作案，案发后也就容易口径一致，吕秀莲那些不明就里的疑问最后也不了了之。

蔡英文就不同了，如果她没收过陈水扁的钱，那就更不同。绿营内部要排挤她的势头不小，有意竞争者不比她弱，大佬们和亲绿媒体逼她把“台独”点亮；而现在绿营选情看跌，更加剧了这种政潮。也就是说，绿营阵脚已乱，心中既无共识也无共主，这种局面显然无法把控“惊世奥步”后的内部口径，更别说来自外部的压力。因此，绿营并不希望此时出现“惊世奥步”。

至于蓝营，由于选情相对看好，他们自然不希望“惊世奥步”来添乱。除非再出现像吴敦义失言那样的“猪队友”事件，但那也难以达到“惊世”的级别。然而，的确无法排除蓝营里边潜伏着绿营内应的可能，祸起萧墙，那就是完美级别的“惊世奥步”了。毕竟在“蓝绿体制”下，蓝营内部未必人人都赞同韩国瑜的想法。

里应外合的“惊世奥步”？

曾经有人质疑319枪击案是外部势力介入，还绘声绘影地说与美国CIA有关。这种说法无从证实，只能从理论上成立可能性，但也只是推论。外力介入中国内部事务由来已久，并且也是现实，这就容易成为人们的惯性思维。

李敖称319枪击案和美国CIA有关

从技术上说，319枪击案找了国际知名的鉴识专家来协助追查，其结果依然是大家心中的悬案，说明那需要高端的技术支持或经验指导，而美国历史上的枪击案就不少。从地缘政治上说，2002年陈水扁提出两岸“一边一国论”，这是对1999年李登辉的两岸“两国论”的继承，美国方面对此没有表达明确反对的态度；即使表达了反对，也无碍于他继续打台湾牌。那么，2004年时，美方究竟支持陈水扁还是连战？还是值得玩味的。

现在中美贸易战不停，特朗普政府持续加温打台湾牌，利用岛内的亲美势力自不在话下。问题是，亲美派在各阵营里都有，美方目前未必要支持选情看跌的绿营，AIT会不断输送台湾民意的情资给华盛顿。

自上世纪中叶为声援“沈崇案”而掀起的全国反美军、反内战、反迫害浪潮以来，台湾内部也存在一股反美的历史传统。在如今民怨积成“讨厌民进党”的情况下，美方的选择或是：与其让自己一道被讨厌，还不如让绿营惨跌一次，使台湾民怨得以藉选举结果而消停一部分，然后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重新布置自己最大、也可能是最后的利益。因此，他不会介入这次的台湾地方选举。

面对2020年初大选，如果绿营在这次地方选举中不是小输，而是惨败，那意味他将失去内部的选举桩脚。而在仅剩一年多的执政时间内，即使他幡然承认“九二共识”，也没有绿营以“发夹弯”逆转政绩的余地，因此他必然向美方求援。而满是败选焦虑的台湾执政当局，又必然更任由美方予取予求；美方则一面从台湾尽得便宜，一面向大陆叫牌。

如果大陆当局不予理会，则美方不无可能推助武统，而隔岸观火既于己无损，又可借机渔利。从这个角度来看，美方与其介入这次台湾的地方选举，还不如布置2020年的点火计划来得划算。所谓“惊世奥步”，在那时出现的可能性较高。

只不过，从这次选后到2020年之间，台湾形成朝野对抗的社会态势难以改变，寻常“奥步”已无济于事，“惊世奥步”则祸福难料，但执政当局似乎没有孤注一掷以外的选择。

其实这次绿营在地方选举的最大失策就是打出两岸牌(“统独牌”)，特别是后者已成为绿营的弱项。正如前述，“谎言无法永远欺骗多数人”：绿营一方面继承了蓝营的反共体制，在利用这个体制击溃蓝营之后，却自缚在这个体制内难以脱身，这是绿营在台湾终究无法成为多数或主流的根本原因。

具体的表现就是319枪击案发当晚，亲绿电台散播国共合作谋杀陈水扁的消息，蓝营败选；但2008年马英九以开放两岸交流为要求，绿营败选。后来“太阳花运动”让绿营得利，使蓝营在2016年败选；如今的趋势，开放两岸交流又成为胜选关键。

韩国瑜说：“民进党不是高雄人的爸爸”；然而经过数十年的折腾，台湾选民或能清醒：“两岸不是蓝绿体制的两岸”。无论岛内外，把蓝/绿等同于“统/独”的看客，不过是囿于“蓝绿体制”的视野，后者是蓝绿甚至美国框限人们看待台湾乃至于两岸关系的方式。

有些人以为，“高雄现象”单纯是绿营两年执政败坏所致；其实，自上世纪80年代民间成立“中国统一联盟”以来，“统派”的发声和行动从未停过，其影响力潜藏在各个领域。有时“统派”刊物和团体甚至是因为“独派”的打击，而为人所知晓。如果细究“统派”各路的渊源，就会追溯到上世纪中叶两岸分断以前，乃至更早。

然而，“蓝绿体制”及其背后的外部势力，仍将使出各种“奥步”来阻挡历史的进程，且拭目以待。

[1]见《旺报》，2018年11月19日，A2版。

[2]王正〈台湾又老又穷劣质民主难辞其咎〉，《旺报》，2018年11月16日，D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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