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亚非：中美之间没有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何亚非】

今年是中美建交40周年，在这么一个重要的年份我们不少人因为中美关系的紧张、贸易摩擦的加剧，对两国关系和世界的前途忧心忡忡。不久前，美国副总统彭斯讲话里锁定中国为美国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给人一种冷战似乎就要开始的感觉，连最近鲍尔森的讲话都有“经济铁幕”的这种说法，许多支持中美关系的人士现在也不太敢说话。当然，最近两国元首的通话、中美外交安全对话给我们以希望，因为双方都能够正视分歧与矛盾，积极地为两国元首在阿根廷的会晤做准备，当然这种准备需要我们付出艰苦的努力。但是对话的大门还是敞开的。

10月4日 彭斯就中国政策发表演讲  图自华盛顿邮报

那么在这么一个历史动荡时期，展望今后五十年，需要我们能够对中美关系有一个重新的认识，包括它的积极性、矛盾和分歧。我们也要对世界有一个重新的认识，以此来稳定中美关系，为解决众多的全球性挑战找到出路。下面，我想谈两个方面的内容，供大家参考。

第一个问题也是我们经常问的问题，就是中美究竟是什么关系，是敌人还是朋友？中美之间是不是一定要分出敌友来？中美能不能避免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如果这个问题回答不了，回答不好，那么后面所产生的政策，双方对各自的政策就会有偏差。

回顾中美建交40年，刚才罗伯特·霍马茨先生（Robert.D.Hormats，美国前副国务卿）也说我们两国的合作始终是主流，有起起伏伏、有矛盾。但合作一直是主要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两国都在推进全球化，推进全球的自由贸易，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治理体系。虽然美国对华政策有战略模糊这个说法，但其实表面模糊心里是很清楚的，因为“和则两利、斗则俱伤”，我们都知道没有什么陷阱，陷阱是自己挖的。

近年来，不少美国和西方专家学者以埃利森教授《注定一战：中美能逃脱修昔底德陷阱吗？》16个大国博弈案例（其中有12次是以战争来解决的），作为依据来判断中美作为新兴大国和霸权国家一定会掉入这个陷阱。那么特朗普政府去年和今年出台的一些战略报告似乎也印证了这么一种论断，果真如此吗？我们来做一些分析，我觉得可以从历史和现实纵横两个轴做点分析。

历史上看，自欧洲结束30年战争，在1648年签署《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来，这400年来欧洲国家之间、欧洲国家与其他国家，包括其他大国，确实大多数是通过战争来解决问题的，这是因为过去国家之间相信实力为支撑点，没有形成刚才罗伯特·霍马茨先生讲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格局，虽然有某种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但这种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没有现在这么紧密。现在的时代是大变化、大发展、大调整的新时代，力量对比也已经发生颠覆性的变化。

过去欧洲实际上成立的国际体系是欧洲为中心，其他地方为边缘，我们叫中心边缘的国际体系。后来这个中心变成美国，它还是中心边缘的国际体系，不太平衡，不太平等。全球化导致了世界的多极化，导致了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导致了我们相互依赖的全球生产链、供应链、价值链，把我们的命运紧紧地捆绑在一起，给了各国和平相处、和平竞争的广阔空间和时间。另一方面，从负面讲，由于大量核武器的出现，大国之间通过战争解决问题的选项基本可以排除。

在这么一种状况下，我们现在如果还是用过去的零和思维模式来分析中美关系，不管是中美的地缘政治关系，还是经济关系，还是其他关系，都是错误的，都不能反映世界的现实，反映中美关系的现实。所以不管是近期还是中长期，中美不是敌人，也没有必要非要分出一个敌人和朋友来，也不存在“修昔底德陷阱”。

当然这么讲并不是说中美之间没有利益的冲突，利益的磕磕碰碰难以避免，不仅中美之间，中国欧洲之间，中国俄罗斯之间，中国和其他的金砖国家都会有磕磕碰碰，这是我们生活世界的一个现实。所以我们大家要以建设命运共同体为指引，要寻求各自发展战略的对接，因为各个发展战略必定不同，要寻找接合面，寻找共同点，这就需要我们跳出原来旧的思维模式。我记得爱因斯坦讲科学问题的时候说你不能用过去制造问题时的那个思维模式来解决这些问题。现在我们确实需要思维模式的变化。

我最近看英国的《现实的历史》，里面就劝告美国不要把中国想象成一种升级版的德意志帝国，也不要老是把中国描述成一种无处不在的，这种思维逻辑一定会出问题。我想引用习近平总书记前不久代表中国作出的一个承诺，总书记说，“无论中国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都不会威胁谁，都不会颠覆现今的国际体系，都不会追求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三不”这是中国对未来的一个承诺，也是中国对自我和世界的一个认识，就是说这个世界是中国的世界，还是中国是世界的，其实美国也需要认清这个问题，这个世界是美国的世界，还是美国是世界的美国。过去我们讨论欧洲问题，讲德国就讲是德国的欧洲，还是欧洲的德国，这个问题我们都需要回答。这是我想讲的第一点。

图自经济学人

第二点，我觉得我们要对中美之间的合作空间，未来合作的领域进行深入的研究，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说我们两国可以合作，究竟哪些领域可以合作，特别是在战略上能不能合作。罗伯特·霍马茨是从基辛格那个时代开始走过来的，我们都很清楚过去中美在不同的时期的合作有不同的战略支撑或者战略支点，有一个战略的合作点。

那究竟这个战略合作点是什么？我觉得就是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共同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共同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体系，我特别强调“共同”，尽管两国的实力不一样，两国的出发点也许不一样。但是我想中国也好，美国也好，都不希望这个世界发生大的战争，都不希望世界经济往后倒退，都不希望这个世界失去秩序，没有规则可循，混乱不堪，这就是我们的共同点。

其实中国或者是中国人对美国的看法基本是正面的或者正面的居多。根据美国的民调，最近美国年轻人对中国持有积极看法的比例也在上升。我们知道美国有很多人对中国的发展、力量壮大心里存有疑虑，觉得中国的政治制度跟美国不一样，意识形态不一样，文化传统又不一样，没有按照美国的模式在发展，那么这么一个国家发展起来了对美国意味着什么呢？他心里有点焦虑不安，我觉得是可以理解。但是美国需要深入中国来看一看，深入正确地认识中国，这里面高层的沟通确实很重要，其他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沟通也非常重要。

我觉得美国这个国家在建国的时候，很多理念是非常好的。但是随着美国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变成帝国以后，建国初期的初心和帝国的情结就有矛盾。但帝国永远是一个暂时的现象，这个世界不可能永远生活在帝国的状态之下。世界多极化已经是一个趋势，这个多极化未必说几个国家或者国家的力量完全一致，但说明一个国家不能说了算。

习近平主席在新几内亚讲的话令我很受感触，他说“规则应该由国际社会共同制定，而不是谁的胳膊粗、气力大谁就说了算”，非常直接了当，我觉得这是对的，这就是国际关系民主化所追求的。其实美国建国之初国际关系民主化的理念是存在的，二战结束的时候建立了联合国，其中也包含了国际民主化的因素，联合国大会国家不论大小都一个国家一票，都有一个发言的机会，阐述各自的政策。所以我倒是希望像美国这样的大国能够正确的认识自己，不要纠结于帝国的情怀、帝国的情结。

现在这个国际体系当然也有很多问题，我觉得主要的问题有三个。

第一是没有很好地解决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没有解决市场效率、社会公平的问题。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我们共同想办法。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只有在发展的过程中才能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怎么发展？必然大伙要有共识，大伙共同合作才能发展。

第二个问题是国际体系或者全球治理体系慢慢从西方治理向东西方共同治理转变。这是因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过去在体系中的发言权比较少，需要增加，但这个转变比较缓慢，有很大的阻力。包括在G20决定的国际货币基金自己也通过的货币基金组织份额的改革都有很大的阻力，现在对WTO的改革究竟怎么改，我们都赞成有些规则是要改，要适应新的形势变化。但是改变哪些规则、怎么改，我觉得都要按照领导人所说的，要平等参与，让各方都有发言权。

第三个问题是地缘政治性方面的矛盾分歧干扰了全球合作所需要的基本共识，特别是大国之间的共识和合作。所以地缘政治的矛盾我们要想办法予以缓解，这需要沟通，需要有些框架性的谅解，需要一些基本的解决办法，这在过去我们都有经验可循，这些问题是我们当今世界面临的大变局的一些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起码在100年以来是最大的变化。基辛格在《世界秩序》这本书中也说，如今的世界秩序也不会持久，它也会改变。当然我觉得危机本身就是机遇，问题在于我们对自我、对世界、对我们这些大国在国际事物中、在世界格局变化中所能发挥的正面的作用要有正确的认识。

我想最后有几句是套话，但是这些话对我们应该有指导意义。只有包容才能共存，只有合作才能共赢，只有开放才能发展，只有和平才能繁荣。谢谢大家！

【本文为作者11月19日在2018美中国际商会年度峰会暨中美视角看下一个五十年高峰论坛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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