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扬：中美如何靠“亨廷顿转换”避开“修昔底德陷阱”？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文扬】
“修昔底德陷阱”众所周知，“亨廷顿转换”没人听说过。
不奇怪，这个概念是上周五下午刚刚诞生的，起源于一个中美学者之间的小型研讨会，作为中方代表之一的我，在发言中引用了塞缪尔·亨廷顿教授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的一段话，用来说明当前处在紧张状态中的中美关系。
为了说明这段话在当前的意义，先从现行的世界秩序说起。
现行世界秩序已难以维持
论及现行世界秩序，可以确认，这是一个在二战后成型的、由美国为首的西方创造并主导的、基于主权国家体系以及一套行为规则的、拥有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作为协调机构的扩展型秩序。
表面上看起来这个秩序运行良好，参与性民主治理、自由经济体制以及人权事业都被广泛接受，在冷战刚刚结束的那段时间里，有人甚至乐观地相信这个秩序已经具有了某种终极意义，人类的“普遍历史”来到了它的终点。
但这只是个幻象。任何秩序都有它的生命周期，“适度地燃烧，适时地熄灭”，正如基辛格博士在他的《世界秩序》一书中指出的，当今的世界秩序也不会持久，因为归根结底它是西方特别是美国秩序观的体现，美国式的自由民主人权在世界上很多地方被认为只是“北大西洋偏好”，它缺乏被普遍认可的合法性，而且注定会在权力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时面临危机。
实际上，世纪之交的前后，在西方自由主义退潮、新技术突飞猛进和中国崛起等多重冲击之下，合法性危机以及权力关系变动正在同时发生，现行世界秩序已在解体过程中。《世界秩序》一书开篇即承认：“世界混乱无序，各国之间却又史无前例地相互依存，从而构成了种种威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扩散，国家解体，环境恶化，种族灭绝现象层出不穷，以及有可能将人类冲突推向无法控制或无法想象的新技术正在扩展。”作者问到：“种种不受任何秩序约束的势力是否将决定我们的未来？”
然而，世界秩序的危机同时也是美国的危机，这不仅因为现行世界秩序主要由美国所塑造、主导和维护，而且美国的国家利益也深深地根植其中，资源的获取、市场的占有、金融的扩张等都离不开现行秩序，任何改变都直接涉及美国的根本利益。
所以，就世界秩序的维护和变革而言，美国完全站在保守主义的和秩序主义的立场上。当其他国家或势力试图改变现行秩序，或者仅仅因为实力增长导致秩序内部权力关系变化时，美国就会将其视为敌人或战略竞争对手。前者如伊斯兰激进势力，后者如中国。
这意味着什么？
国际社会已成 “普力夺社会”
“普力夺社会”praetorian society，根据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的论述，“从狭义上说，就是指军人对政治的干预”，与之具有类似性质的，还有宗教领袖对政治的干预clericalism，以及学生对政治的广泛参与（还没有合适的词）。
这种社会，在亨廷顿看来，主要是由于“缺乏共同体和有效政治机构”、“缺乏有效的政治制度去调停、升华、缓解各团体的政治行动”，而导致政治形势极为不稳定，经常发生激烈的冲突。亨廷顿承认，普力夺社会“几乎能在政治参与演变过程中任何一个水平上存在”。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初版于1968年，对学界和决策层思考有关政治发展问题产生了巨大影响。图片来源：作者收集，下同
毫无疑问，国际社会也是一种社会，由“地球村”里相互联系日益紧密的国家和各种非国家的政治行为体组成，所以亨廷顿关于“普力夺社会”的观察和分析也完全适用。虽然亨廷顿在论述时主要是以拉丁美洲、非洲、中东和南亚等地区历史上的军人政府时期为例，但放大到国际社会，考虑到现行世界秩序本质上无非是依靠美国在二战中的胜利以及战后的军事霸权维持的，那么“普力夺主义”也名副其实，因为praetor一词的起源就是指古罗马的军事指挥官或政府执政官，与美国的“世界警察”角色相符。
权力的基础主要是军事霸权，又“缺乏有效的政治制度去调停、升华、缓解各团体的政治行动”，从而导致政治形势极为不稳定，经常发生激烈的冲突。这一关于“普力夺社会”本质的定义，放在今天的国际社会，丝毫不差。
美国的军费开支长期以来都等于其他主要军事强国的总和
特朗普执政之后的美国，升起“美国优先”的大旗，与俄罗斯全面对抗，重新制裁伊朗，发动对中国的贸易战，与盟国也发生争吵，导致各个地区的形势都趋于紧张和动荡。但动荡的趋势却并非预示着变革的来临，恰恰相反，是美国极力要维持旧秩序而一意孤行、倒行逆施所导致的结果。
而美国重新诉诸军事霸权维持旧秩序的决心，在特朗普政府的扩充军备计划中显露无疑。2019财年的美国政府预算案，关于国防预算的增加是这样表达的：“竞争—威慑—取胜。预防战争最可靠的途径是准备赢得一场战争。预算案通过维持实力和在发展致命、敏捷和弹性的军力方面的长期投资来促进和平。与中国和俄罗斯的长期战略竞争是国防部门的主要优先事项。因为它们对美国今天的安全和繁荣构成的威胁十分巨大，而且在未来威胁可能还会增加，所以这些战略竞争提出了持续地增加投资的需求，这反映在了预算要求中。同时，预算案还要求为国防部持续的努力提供资金，以威慑并对抗朝鲜和伊朗等流氓政权，打击对美国的恐怖主义威胁，巩固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成果，同时确保这些行动具有资源方面的可持续性。预算案确保美国能够维持一支对任何可能的冲突具有决定性优势的联合部队，确保对各种不同类型的冲突能够应对自如。”
此话更简明扼要的说法其实就是：确保美国对全球任何地方发生的冲突都具有决定性优势。
2019财年特朗普政府预算案
其中关键的信息是：1. 中国现在是美国的头号战略竞争者；2. 虽然列出了中国、俄罗斯、朝鲜和伊朗等几个主要敌对国家，但美国军事力量就其根本性的使命而言，却是维持现行的世界秩序，因为除了美国，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长期维持一个对“任何可能的冲突”、“各种不同类型的冲突”应对自如并具有决定性优势的联合部队。
看看美军最新的联合作战司令部责任区划分，更是一目了然：
这就是现行世界秩序的本质——被美军分区域进行管控，以确保整个世界的运转符合美国利益。所以，无论是中国、俄罗斯、朝鲜、伊朗，还是全球恐怖主义或伊拉克、阿富汗，每一个“不稳定因素”都是在维持现行世界秩序的意义下进行评估的，而无关相互之间的双边关系，更谈不上相互尊重。基于这样的指导思想，美国将继续朝着进一步加强它的“世界警察”角色、加强维持现行世界秩序的方向迈进。也就是说，它决心要把它的保守主义事业进行到底。
那么，世界该怎么办？
“亨廷顿转换”将被迫发生
现在来解释一下什么是“亨廷顿转换”。
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第四章“普力夺社会和政治衰朽”的末尾，亨廷顿教授讲了这样一段话：
In such a society, however, revolution and order may well become allies. Cliques, blocs, and mass movements struggle directly with each other, each with its own weapons. Violence is democratized, politics demoralized, society at odds with itself. The ultimate product of degeneration is a peculiar reversal in political roles. The truly helpless society is not one threatened by revolution but one incapable of it. In the normal polity the conservative is devoted to stability and the preservation of order, while the radical threatens these with abrupt and violent change. But what meaning do concepts of conservatism and radicalism have in a completely chaotic society where order must be created through a positive act of political will? In such a society who then is the radical? Who is the conservative? Is not the only true conservative the revolutionary?
201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东方编译所译丛”的中文译文是：“但在这样一种社会里，革命和秩序很可能混为一体。派系、集团和群众运动各自使用自己的武器，相互大张挞伐。暴力盛行，政治败坏，社会和自己过不去。到头来，物极必反，社会堕落的结果就是政治角色的奇异转换。真正无望的社会不是受革命威胁的社会，而是无法进行革命的社会。在正常的政体中，保守派致力于维护安定和秩序，激进派则以急遽的暴力变迁相威胁。但是，在一个完全处于混乱之中而必须凭借政治意志来采取积极行动方能收拾残局的社会里，保守和激进这两个概念还有什么意义？在这样一种社会里，谁堪称激进派？谁又堪称保守派？唯一真正的保守派难道不就是革命者吗？”
我在上周五的小型座谈会上对美国军方代表说，这段话虽然是50年前说的，但对于今天的世界，极有现实意义。
亨廷顿的意思是说：在一个充满冲突、极不稳定的普力夺社会，保守势力维持既有秩序的种种努力，也许反而是一种政治衰朽和社会堕落，导致残局无法收拾，社会更加无望。而这个时候出现的革命势力，反而具有采取积极行动所需的政治意志，最终倒过来成为了秩序的创造者和维护者，发挥了挽救整个社会的作用。
所以他会语出惊人地问到：“唯一真正的保守派难道不就是革命者吗？”
是的，在特定的情况下，保守派和革命派，秩序主义和激进主义，将会发生一个奇异的角色转换（a peculiar reversal in political roles）。
如前所述，现行世界秩序已经不再是一个好秩序，开始崩坏了，各种变革势力都在兴起，那么，强行维护现行秩序的保守势力还有合理性吗？难道还要不顾一切地维护一个越来越混乱、到处发生冲突的局面吗？亨廷顿指出，“真正无望的社会不是受革命威胁的社会，而是无法进行革命的社会”。看看今天的美国，连国内都四分五裂，国会出现两党极化，陷入了无可救药的“否决政治”，社会更加分化，阶层之间、种族之间、政治派别之间甚至地区之间，都越来越难以融合，还可能给世界各国当榜样吗？本国连枪支管制这么简单的事情都解决不了，连种族仇恨这么初级的社会毒瘤都无力遏制，还可能承担将美国的模式输出到全世界的使命吗？
在这个情况下，是不是要寄希望于努力变革现行秩序的新兴势力呢？是不是正在出现“革命和秩序很可能混为一体”的情况？是不是注定会发生“政治角色的奇异转换”？
简言之，“亨廷顿转换”在今天的现实意义就是：当前的国际社会，已是一个“完全处于混乱之中而必须凭借政治意志来采取积极行动方能收拾残局的社会”，这将导致保守势力与变革势力的“政治角色互换”，因为保守主义的政策已经不能继续维持秩序了，而曾经被保守派视为颠覆力量的革命派、激进派，将成为新旧秩序过渡的主导者，成为真正的保守派。
美国的政治家们能明白这一点吗？
中美关系的“十字路口”
上周三在新加坡召开的“彭博创新经济论坛”上，美国前财长亨利·保尔森对于中美关系表达了非常悲观的看法，媒体报道时使用了“若美中关系持续紧张，‘经济铁幕’可能降临”之类的标题。他在演讲中严肃地发问：（中美关系）“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而十年前的他，却是对中美关系最为乐观的人士之一，热烈地鼓吹当时刚刚开启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SED，坚信这个对话“既有指导性，又有建设性”，也不怀疑对话过程正朝着增强相互理解和消除误会的方向发展。但SED开启12年之后，人们却越来越感觉不知所措了。保尔森不仅谈到贸易摩擦和市场开放问题，也谈到朝核、南海、网络主权等多个方面的问题。结论是：双方都有令人吃惊的数量的政界和思想界的领导人在推动让两国分离的政策，使两国在货物、资金、技术和人员等领域全面脱钩。
此图也可题为：自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开启以来
作为应对措施，坚持其保守主义立场的美国几乎是本能地转向增加军费预算，强化军事霸权。保尔森在给美国的建议中，也理所当然地包括加强军事方面的投入。
而美国军方早已付诸行动了，过去的两年里，世界目睹了美军的一系列重大举措——组建印-太司令部、组建太空军、重建第二舰队、扩充核武库…
特朗普政府的核武计划并非开玩笑，据媒体报道，在2019财年预算案中美国国家核安全局（NNSA）获得的预算比2018财年增加了17％，达到151亿美元。其中128亿美元直接用于核武器，比2018财年增加8％。其中47亿美元用于现役核武库的更新，比2018财年增加了41％。
而这只是拟议中高达1.74万亿美元的庞大“升级”计划的开始，该计划包括耗资3130亿美元建造新型导弹核潜艇舰队，耗资130亿美元研制“智能”氢弹，500亿美元用于 “可互操作”核弹头，1270亿美元用于重型远程轰炸机，300亿美元用于新型核武巡航导弹，1490亿美元用于新型陆基导弹，2610亿美元用于重建田纳西州的炸弹工厂、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和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城工厂。
其中的重型远程轰炸机就被戏称为“中国轰炸机”，意指它将服务于改善美国与其第一贸易伙伴之间的不平衡关系。
美国空军下一代“中国轰炸机”的作战使命想定图
这就意味着，今天世界上最大的保守势力美国（或更准确地说，美国军工-金融复合体）已经亮出了底牌——绝不向任何变革势力妥协，誓死维护现行世界秩序，为此甚至不惜打一场毁灭性的世界大战。
爱因斯坦关于科学问题说过一句极富智慧的话：We cannot solve problems by using the same kind of thinking we used when we created them. 我们不能运用在制造出问题时使用的同样的思维再来解决这些问题。
美国要不要问问自己：今日世界很多冲突、对抗、社会动荡，难道不是美国一味诉诸武力、滥用霸权才制造出来的吗？再反思一下：制造出问题时是什么思维逻辑？再预测一下：企图运用同样的思维逻辑反过来解决同样的问题，有可能成功吗？
保守主义和秩序主义者所能犯的最大错误莫过于此！
面对这个局面，如果世界各国无所作为，结果就是亨廷顿所说的The truly helpless society，无助无望的社会。所以，保守与变革的角色转换，也就是本文所谓“亨廷顿转换”，归根结底是美国一意孤行和倒行逆施逼出来的，在这种倒退中，中国单单因为体量就足以被出头、被上位、被成为头号对手了，再不奋起应对并积极推动变革，恐怕也是不可能了。
所谓中美关系的“十字路口”，深层意义就在这里：第一个方向，毫无疑问，就是“修昔底德陷阱”，双方都诉诸制造出问题时使用的同样的思维应对当前问题，南海问题、台湾问题、半岛问题都是如此，那么前景就是迎头相撞乃至爆发战争。
第二个方向，则是本文提出的“亨廷顿转换”，如果做得好，就有希望避开“修昔底德陷阱”，走上光明之路。但走上这条路的前提是，美国必须认识到，旧秩序维持不下去了，旧思维解决不了问题了。而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所代表的变革力量、创新力量，反而即将成为世界秩序真正的维护者。由“人类命运共同体”信念所引导的新秩序，终将到来，以“美国优先”为指针的旧秩序，终将过去。
美国一旦明白这一点，正确的做法就是重新采取与中国合作的政策，共同促成新旧秩序的转换。
基辛格在最近的讲话中说，“美中两国就如何解决问题在哲学层面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这是对的，但如果仅仅是各玩各的哲学，各说各的话语，还是解决不了问题。他认为，美中两国有足够的意愿避免爆发毁灭性的战争，但他也没有提出新的解题方式。
这个周末，人们欣慰地看到，中美外交安全对话在华盛顿召开，双方讨论了多个议题。但也无奈地看到，在南海及台湾等问题上，双方针锋相对互不相让，甚至公开提到了战争。显然，目前中美关系所处的位置，还在通往“修昔底德陷阱”的那条对抗之路上，距离“亨廷顿转换”那条合作之路、和平之路还颇为遥远。
好消息是，下一站是月底在阿根廷实现的“习特会”。寄希望于两国最高领导人拿出真正的勇气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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