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鲁郑：特朗普输了，美国民主也没有赢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宋鲁郑】

这次到美国观察中期选举，感觉和两年前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各界对美国民主制度的担忧。随便看一下媒体和出版业：拯救民主、民主已死吗？民主如何死亡的？

发生如此明显变化的根源自然是特朗普。这样一个素质人品欠优、煽动仇恨和恐惧的民粹政治素人竟然能成为有着两百多年民主历史国家的总统！而且他上任以来攻击媒体，把它们视作“人民公敌”，还蔑视法律，动辄就发推文对司法部发号称令，甚至要求叫停针对他的调查。因为他，《How Democracies Die》一书的作者认为美国已处于向威权国家演变的第一阶段。

在刚刚结束的中期选举中，共和党输掉了掌控了八年的众议院。面对这个结果，整个西方似乎松了一口气，仿佛特朗普上台带给它们民主制度的危机已经化解。正如即将出任众议院议长的民主党人佩洛西所表示：“明天美国将迎来崭新的一天……选举关乎恢复宪法对特朗普政府的制衡。”

然而，据我在美国的观察，特朗普虽然输了，但西方民主制度的问题一个都没有解决。事实上，特朗普上台、民粹主义崛起都只是表面现象，是这个制度失灵的果而不是因。假如这个体系运作良好，能够积极回应民意，有效解决民众急迫的难题，怎么可能还会有今天？

西方民主制度系统性地出现问题是在冷战之后。这和西方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失去了外部压力而固步自封有关，但真正的内因则还是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

现在回过头来看，20世纪人类一共进行过两次乌托邦试验：

一是追求经济上的绝对平等，即绝对公有制，结果失败了。中国后来也将之抛弃，走向市场化的改革开放。从原理上讲，人只有经济上平等了，政治上也才能真正平等。但美好的理论在现实中却被撞了个粉碎。

二是追求政治上的绝对平等，即一人一票。美国1965年才真正实行，比中国的改革开放早了13年；瑞士1971年才给女性以投票权，比中国的改革开放才早了七年。尽管时间不长，但已造成今天的政治困局。

这两个乌托邦试验有一个共性：都无视人与人的差异，但却赋予他们同样的权利。就如同规定马云必须和一个非经济领域的普通人拥有同样的经济资源，非常荒谬。这个逻辑放到政治上也同样如此。

任何权利都和责任相对应。但在一人一票时代，每一个人虽然有了相同的权利，但其责任却并不对应。比如当一个人拥有决定一个国家政治命运的选票，他应该去关心和了解国内外政治，从而慎重投出这一票。但现实却是，大量的选民根本无视这个责任。他们只看自己的眼前利益，根本不管国家整体，更不会关心国际问题和长远问题。但他们就决定着谁来领导这个国家。

所以，出现如下弊端就是很自然的了:

一是政治权力臣服于大众和资本，日益失去了其功能：不能制订长远规划、无法选出合适的人才、不能进行痛苦和必要的改革（比如经济困难时消减福利）、政策缺乏延续性、不能在问题处于苗头阶段解决、低效率等。

在一人一票的大众民主时代，政治人物要想赢得选举，必须拥有政治资金和选票，必须讨好、迎合这两大力量的需要，从而令民众和资本拥有了压服政治权力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左派上台往往就增加福利却不敢增税，右派上台常常减税却不敢减少福利，都是一味讨好。国家长期以往自然债务累累，难以持续。

所以当问题即使已经出现，也不敢予以及时处理，非要等到成为全国性危机，纸里抱不住火。比如次贷危机很早就已被政府相关部门所觉察，但由于“不能让百姓失去房子，不能让银行破产”（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语），而人人无视。这也是为什么西方国家只有全面危机来临才能进行改革的原因。早在二十多年前，法国总统希拉克就想对法国进行改革，但遇到民众的大规模抗议，最后不得不偃旗息鼓。

次贷危机（资料图/视觉中国）

正是由于普通大众一人一票决定谁是领导人，导致西方长期以来难以产生优秀的政治人物。他们常常做出十分错误且后果极为严重的决策。比如小布什时代的反恐战争、法国萨科奇总统推翻卡扎菲酿成二战以后欧洲最严重的难民危机、奥朗德突然决定对“伊斯兰国“动武，引发连串恐怖袭击、英国首相卡梅隆在有代议制的情况下非要举办脱欧公投，酿成难以挽回的后果、默克尔突然决定无限制无条件地接纳难民，对国家未来造成巨大威胁……

此外，由于政治人物的任期只有四年或八年，所以不可能考虑任期之后的事情，只能是急功近利，短期行为。更由于政党轮替，政策缺乏可持续性。比如上文提到的小布什、奥巴马和特朗普，三者是互相否定。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小布什是共和党，提议要搞重返月球计划，任内也投入80多亿美元，结果奥巴马一上台就给废除了。等到八年后特朗普上台，又重新恢复。这期间的时间浪费、人才浪费、资金浪费难以计数。

低效率除了受资本和大众的影响，还与权力的制衡设计有关。如奥巴马2008年第一次竞选总统时就许诺效仿中国修建高铁，但八年过去了，却寸铁未成。一是民众不愿意拆迁；二是利益受损的航空集团、高速公路集团以及能源集团反对；三是相关议员要求高铁必须在自己的选区经停，否则就给予否决；四是共和党执政的州反对来自民主党执政联邦政府的决策。在今天的美国，许多众大决策都面临类似的困境。

以上问题还仅限于单一民族国家，如果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则有更致命的挑战：民主不能解决多民族国家的统一问题。

今天西方多个国家面临国家解体的威胁：加拿大的魁北克、英国的北爱尔兰和苏格兰、西班牙的巴斯克地区、法国的科西嘉、比利时北方的弗拉芒和南方的瓦隆等等。

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旦走向西方民主，第一个灾难往往是国家解体：前苏联、前南斯拉夫、捷克和斯洛伐克、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前苏丹都是如此。

从实证的角度看，西方的民主在建立国家认同、种族认同方面不但没有任何帮助，相反还助长了民族和国家的分裂：一是民主本身就包括了民族自决；二是不断举行的选举一而再强化了不同群体的自我意识。这也是为什么民主往往在少数单一民族国家更为稳定。

可以说，一个多民族国家如果实行西式民主，要么国家已经解体，要么正在解体。

西方民主制度这一内在性、致命性特点，使它的适用范围大幅缩小。一个多民族国家实行民主，即使勉强维持统一，其治理的代价也非常高昂，而且在中央政府做出一而再的让步后也往往于事无补。

第三则是无法应对时代的挑战，西方民主制度正面临覆灭的危险。这包括中产阶级萎缩、种族危机。这个问题我谈过多次，就不再赘言。

然而在这两个危机的前提下，整个西方民粹主义强势崛起，并在英国脱欧、美国大选、意大利大选获胜。民粹主义偏离甚至否定西方今天的价值观，采取排外、仇外、反对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措施。目前民粹主义在整个西方仍然处于迅速崛起中，等到民粹主义通过民主全面获胜，也就是民主终结之时。

英国脱欧（资料图/东方IC）

西方民主因为无法解决问题才导致民粹民义崛起，同时由于制度设计问题，又给了民粹发展、壮大和掌握权力的通道。西方民主号称言论自由，于是民粹主义的观点和理念就可以畅所无阻地在全社会传播，对现实不满而又不真正关心政治、了解政治的民众很容易被俘虏，从而赢得了广泛的支持。在他们获得广泛支持之后，又可以通过正式的制度选票赢得权力，统治国家。意大利、美国、巴西、墨西哥、菲律宾等都是如此。英国脱欧也是一例。

除了制度问题，西方民主还面临着技术进步引发的前所未有的挑战，即互联网。当互联网刚刚出现时，西方认为中国的制度将因面临网络的冲击而崩溃。结果却是中国日益适应互联网时代，发展不可遏制。反倒是西方的民主在网络时代有崩溃之虞。

一是互联网大大减少了政治参与的成本。一个普通人可以因为个人特质而崛起成为国家领导人。特朗普就是典型的依靠网络崛起的政治素人。从现实看，越是极端越是激进，越容易在网络上引起关注和共鸣，越能获得支持者。这也是互联网时代民粹主义大行其道的技术原因。

二是互联网时代一方面信息传播更加便利，另一方面也令信息更加封闭：同一群体只接受同一理念的信息，其他信息都被自动过滤。这自然令国家不同立场之间更加对立，更加缺少理解和互动，这强化了国家的分裂和对立。

三是互联网大大减少了一个国家干涉另一个国家政治的成本。美国这么强大和现代的国家，2016年的选举就认为被俄罗斯所操纵。

当然，第三世界效仿西方制度的国家有的也已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比如2017年，印度就以阻止暴力和仇恨言论为由断网100次，平均三天一次！

最后要说的是，相对于其他西方国家，美国的制度设计有先天不足。它过于强调制衡和分权，制造了国内政治对立和分裂，也极大地影响了效率。欧洲多是议会制国家，往往采取议行合一：行政权和立法权都归于一个党。

法国是半总统制，曾出现过两次左右共治现象：既总统和国会分属不同政党。实践表明，这必然带来效率低下、国内政治的分裂和对立。于是法国进行了制度变革，总统选举之后一个月就立即进行国会选举，确保行政权力和立法权力控制在同一个政党手中。

中国台湾也进行过类似的改革，“立法”机构和最高领导人的选举同时举行，中期选举只是地方县市选举而已。应该说这才是西方政治演变的趋势——分权和制衡虽然很美好，但现实却行不通。

然而美国则不然，依然沿袭两百多年前的制度设计，特别是中期选举，往往导致国会权力与行政权力对抗。如果说过去精英民主时代，在野党都是忠诚的反对党，不会为反对而反对，这个弊端还不明显；但在大众民主时代，两党日益对立，妥协极其困难。国内研究美国的学者刁大明几个月前曾对我讲：过去两党议员还能会后坐在一起轻松地喝个咖啡聊个天，现在绝无可能。

可以说，西方民主的先天设计缺陷和时代挑战令其陷入当前无法解决的困境，欧洲和美国均不例外。而且这种困境还只是刚刚开始。特朗普的崛起既不是偶然也不是短期现象，他们极有可能成为西方民主的终结者。

应该说，西方制度模式在我们这一代人成为历史日益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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