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失联9年状元自述：承认自己不是天才是痛苦的事
据《中国青年报》10月31日报道，“杨仁荣，男，1986年出生于江西抚州市宜黄县棠阴镇。宜黄县理科高考状元，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设计专业，肄业。截至2018年8月，杨仁荣与家人失联9年。”
这是百度百科词条“杨仁荣”中的一段话。这个词条最早创建于2009年，终于在今年更新了内容。
今年8月，杨母被诊断出癌症，她向媒体求助，希望走之前能再看儿子一眼。9月，看到报道的杨仁荣终于拨通了家人的电话。这场时隔9年的通话异常混乱，电话两头都是边哭边说，断断续续。
对于这对父母来说，眼泪并不罕见。9年来，母亲吴细女有几次哭晕过去。很少有人见过杨仁荣流泪。父亲杨崇生记得，儿子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不想去学校，哭着跑回了家。他打了儿子一巴掌。
从那以后，杨仁荣在学习上再也没让父母失望过。2003年，他成了县里的高考理科状元。谢师宴摆了十几桌，鞭炮的红纸炸得满地都是。
在亲戚们眼里，杨仁荣内向、斯文、爱看书。家里有面墙贴满了他的奖状，最后贴不下了，只能另找一面墙。他是家族里成绩最好的孩子，总是被当作同龄人的学习对象。
那时候，所有人都相信这个无可争议的好孩子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这种信念一直持续到9年前。杨崇生收到一条儿子发来的短信，大意是他在北京很好，勿念。此后便杳无音讯。
失联似乎早有迹象了。上大学后，杨仁荣几乎不主动给家里打电话，每次都是父母打过去。毕业后，父母去过他在北京的住所，他谎称自己在银行工作。后来，父母连谎言也听不到了。
为了打听儿子的消息，杨崇生这几年往北京跑了5趟，找了四五家派出所。杨崇生第一次去北京，是送儿子上大学。火车要坐一整夜，他一点也不觉得辛苦。把儿子送到学校，他就匆匆走了，老家工地上还有活要干。
几年间，这对夫妇从担心、气愤，渐渐变得麻木。2013年，他们再次去北京，儿子依旧没有消息。他们第一次去逛了天安门、动物园、国家博物馆。“没办法，只能这样。”
日子总得继续。只要不下雨，杨崇生就要去工地上干活，有时是拆房子，有时是盖房子。有时，他还会去儿子从前的学校，帮忙建新的教学楼，铺操场。每年农历三月，吴细女都要给新收的青笋分级、除蒂、清洗，站着忙到凌晨。杨崇生以前跟儿子说，“不读书就不会有出息，只能种田、打工，像我们一样。”
后来，杨仁荣的妹妹结婚了，生了两个孩子，孩子打打闹闹的。
只是“儿子没回来，一切都是假的”。按照风俗，家里的男孩要住位于正东的房间，杨崇生夫妇一直给儿子留着，窗帘也是母亲特意挑的，要更贵一些。他大学时送给母亲的帽子、围巾，被完好地保存着，吴细女舍不得戴。杨仁荣从小不爱拍照，没留下什么照片。有一张是跟一群人的合照，他站在中间，手里捧着一张红色的纸，似乎是某种奖励。母亲特意把他放大，单独冲洗成一张照片。
今年加工春笋的时候，吴细女觉得腰有些痛，她没在意，最终被诊断出患了子宫平滑肌肉瘤，这是一种顽固的癌症。她对媒体说，自己不想治了，因为儿子还没找到。
看到报道，杨仁荣终于回家了。
没人知道他这些年为什么不回家。以下是杨仁荣的自述——
书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从小就觉得学习是件很容易的事。到了高中，考试基本上就是第一第二。所以高考考了全县理科状元，我一点都不意外。
高考是人生第一道坎儿，我很轻松地跨过去了。小时候我觉得学习是最重要的，但不会想为什么学习。只是周围人都在告诉我“要好好学习”，而我恰好擅长这一点。学习好的人似乎掌握某种特权，是所有人的榜样。
我爸兄弟6个，叔伯的孩子们大多没上过高中。因为学习好，小时候的我在同龄人中会有种很强烈的自豪感，现在看来其实是一种虚荣心。我记得高中有个校花，跟一个学习很差的人在一起了。每次看到他们在一起聊天，我就会有点不舒服。
我们村有个杨氏祠堂，以前有个普通学校的硕士把毕业证放在里面，供后人瞻仰。如果我拿到北航毕业证，也可以放进去。我妈很看重那个。
直到现在我也没拿到那张毕业证。毕业前有门物理实验没去考，最后是肄业。北航现在还保留着我的学籍，什么时候那门考试通过了，才会给我毕业证。
我不喜欢我学的飞行设计专业，我喜欢理论物理这种比较虚一点的东西。大学四年，我几乎没去听过专业课，作业也不写。一般考前一个月突击复习一下，平均在三四天内看完一本挺厚的教材，大多数都能及格。当时想通过考试纯粹是为了面子，到后来觉得面子也不重要了，干脆不考了。
大学里，书是我最好的朋友。那时候我一天能看好几本，找到一本好书会欣喜若狂。生活中的社交需求就被淡化了。我在大学没什么关系好的同学，跟那些好书一比，身边的人都显得很平庸、肤浅。
我几乎感觉不到自己农村身份带来的自卑感。我根本不在意物质上的攀比，因为大脑不在那个频道。
我妈很希望我去通过最后那门考试，拿到毕业证。我觉得很不理解。如果我妈不提，我脑子里从来都不会主动想起这件事。能不能毕业对我来说无所谓。我觉得即使拿到一个硕士、博士学位，又有什么用呢？
父子俩
不能触碰的心理禁区
我刚上大一就知道自己毕业以后能干什么，每天在工厂跟图纸打交道嘛。我就特别烦。你想象一下，一架空客A380牵涉的零件可能有几十万个，设计人员大概几千个，一个人负责几十个零件的设计、制造、改进。这种工作就像一个庞大体系中的螺丝钉，你就被钉在那个地方了。
刚毕业的时候觉得自己很有本事，很有想法，创业的话一年可以挣上百万元。但创业之前需要资金积累。我记得接到的第一份面试来自一家很大的广告公司，面试官让我在半小时内为一个产品写一份推销文案，我之前从没接触过，就随便写了一通。后来负责招聘的人直接跟我说：你可以走了。
还有一次面试我特别郁闷。一开始，对方听说我是北航的，觉得还可以，面试时问了一些很专业的机械方面的问题，当时我都蒙了。我旁边一起面试的人学校很一般，都答上了。考官就看着我不说话。说实话，很多面试我确实没有用心准备。
后来一家卖军工产品的企业录用我做办公室文员，我做了不到一周就辞职了。就是不想干了，待不下去，不喜欢，不知道为什么。
我想做的是自己弄点小生意。说起来你都不相信，我曾经在网上搜索关键词“创业”，看到一个机会——帮人拆墙。我就花1000元买了一台钻机，请一个懂这门技术的人吃了顿饭，让他教我如何操作，然后专门去要拆墙的地方发小广告，主要在西三旗。接到生意，一天赚四五百元是很轻松的。但是客户不稳定，还要整天背着20多斤重的钻机跑到很远的地方，很累。我做了半个月就不做了。毕业后我差不多换了十几份工作，没有一份超过半年。
我做得最好的一个项目是毕业两三年后，跟两个人合伙做短信群发业务。一星期内，我们每人赚了两万元。不过很快，同行里赚的最多的那个被抓了，我们就没敢再继续做。
在北京那么大的城市想混出头挺难的。可能是我运气不好吧，执行力也不够强。
我在一家西餐厅做过服务生，负责点菜、擦桌子、翻台。工资不高，升为小主管后涨到四千五百元。如果不是为创业积攒资金，谁会跑去做一个服务生呢？
餐厅老板是个日本人，对细节要求非常严格，比如餐具距离桌子边缘几厘米，上菜时要说哪句话、用什么语气。服装也要求统一，我还记得有个迎宾小姐，总是穿着红色的连衣裙，客人离店时要面带微笑地目送，鞠躬也有固定角度。有种被奴役的感觉。我现在想起那段时间都有点害怕。
我偶尔会想，自己读过这么多书，为什么在这里擦桌子？
我想成功。毕业后，社会评判一个人成功的标准从学习变成了物质，说一些虚的根本没用。我觉得压力很大，来自父母、亲戚和社会，这是我不想承受的。
一开始，不跟家里联系只是出于偶然。我的手机丢了，所有联系方式都找不到了。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我不想背负这份责任。我开始抗拒跟家人联系，时间久了，成了一种习惯。再到后来，我已经不敢面对家人了。
那成了我心里的一个禁区，一种绝症，碰一下就疼。疼的次数多了，就不碰它了。尽管在外面那种孤独的状态让我很不舒服，压力也大，但就是不会去碰。潜意识里就避免去想这件事。只有偶尔做梦的时候才会梦到家里。同事问起父母，我每次都编个谎就过去了。有时过年也有回家的冲动，但始终跨不出那一步。
我妈常说感谢媒体，我嘴上不说，但其实心里也有一点。因为说实在的，要我自己去战胜这种心魔是很难的。那已经像烟瘾一样，很难戒了。我以前跟别人说，就算我妈没有生病，我赚到钱后肯定也会回家。但我其实明白，我也可能再也不会回家了。因为自己心里那道坎儿是很难跨过去的。
你很少见到我这种怪胎吧？
杨仁荣的奖状
我觉得自己是个理想主义者
我最终的理想是当一个物理学家。
大学时我自学量子力学，觉得非常不可思议。现在基本忘光了，但我还记得思考问题时那种兴奋的感觉，那些东西跟现实中的挣钱是不一样的。
大三下学期，老师让我们思考雨滴从形成到落下的整个流体力学过程。我在北航荷花池边，从下午两点一直想到晚上10点，没有纸笔，纯粹用大脑思考。我从雨滴想到海洋，再到宇宙，等清醒过来，天已经全黑了。这8个小时里我对外界一点感知都没有，旁边有什么人、在说什么、天什么时候黑的，我完全没有印象。真的太爽了，那是一种特别极致的体验。
后来我回老家，不知怎么跟一个堂哥聊起这件事，他根本听不懂。最后没聊下去。跟家里的亲戚聊物理，他们会说：不如去KTV嗨一下。
我回家这段时间，要么去亲戚家喝酒，要么被拉去KTV。我那些堂哥基本上天天去。我去了两次，实在受不了，第二次都没进去，到门口就走了。我差不多只会唱两首歌，一首是张信哲的《白月光》，一首是那英的《默》。
我妈老催我跟他们一起去，让我外向一点，甚至不让我看书。我都哭笑不得。
我记得大学的时候看了一本很有意思的书，探讨外星人是否存在。我看过之后突然产生一种冲动，想去寻找外星人。当时想一辈子就研究这一个问题。
这个想法大概持续了一个星期。之后就觉得自己那股冲动挺傻的。我从来没跟别人聊过这个想法，除了有次跟同事喝完酒说过一回。如果一件事看不到任何实际意义和社会效益，还要用一辈子去坚持，普通人不会那样做的。在现实主义者面前，理想主义者通常是幼稚的。我现在说话尽量不想让别人觉得幼稚。
我还喜欢看哲学类的书，康德、黑格尔、尼采、王阳明，我都研究过。看那些书挺费脑子，但挺有意思。不过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物理学的书。
我把书分成四个等级，一等是人类智慧的精华，比如哲学、物理。二等是一等的衍生，比如教材。三等四等就是一些成功学什么的。我大学的时候只看前两等，一进图书馆就像老鼠进了米缸，有时会忘了吃饭。
我前几年还想写一本科幻小说，大致内容是如果人类没有离开地球的技术，在资源耗尽的情况下，是以什么方式被困死在地球上的。连续几个月，我每天下班后在电脑面前坐到半夜，写了五六万字，没写下去。我写小说不关注情感，人物和情节都只是符号。我比较欣赏技术，觉得技术决定一切。
这种精神上的愉悦感让我觉得现实生活挺无趣、庸俗的。有时我吃饭时会突然想，为什么自己在做这么无聊的事情。我从来没有特别爱吃的东西，吃外卖都是随便点，哪个排在第一就点哪个。
有本书我看了十几遍，《瓦尔登湖》。我很欣赏书里写的那种生活状态。我常想，老了以后可以回老家盖一栋古典风格的房子，架个高倍数望远镜，晚上能看星星。我从小就喜欢看星星，因为很有奇幻感。我的微信头像和壁纸都是星空宇宙。我们看到的光是那些星星几亿光年之外发出的，光想这些问题就觉得很有意思。
那就是我想象中最完美的生活。所以你要我经常陪人喝酒、打麻将，那真是跟我的大脑相违背。
杨仁荣的家乡
我想要英雄豪杰式的成功
《瓦尔登湖》里把成功分成几类，有英雄豪杰式的，也有乞讨式的。我想要英雄豪杰式的成功。
上大学时，我偶尔也出去玩，没有朋友，就一个人去。我记得爬香山有三条路，一条是直上直下的，另一条要绕道，还有就是坐缆车。我都是走那条直上直下的，最陡，也最有意思。我比较喜欢做有挑战性的事情。
我大二的时候听过一次演讲，演讲者是北航的毕业生，后来去麻省理工学院做了博士后研究。他说，一个男人最大的成就不是成为亿万富翁，而是只用大脑和数学工具就把整个宇宙规律推演出来，那简直相当于半个上帝。我听了之后很震撼。
有的人能够影响一个时代，有的能够影响整个人类。我有时幻想自己穿越到过去会做什么，反正肯定不会做一个好学生。
假如回到过去，我想让自己变得有力量。如果我有能力，我也想让更多人生活得更好。
这次回家之后，我就想，这些年我经历的事一概不说，无论谁问我。因为这些就是伤疤嘛，把伤疤给人看属于弱者的行为，我不想这么干。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时间是有限的，所以我想尽量把非最优的可能性排除掉。比如进工厂，做一些重复性劳动。
农村的孩子都要帮忙干农活，在我记忆里，每个暑假几乎都要花一半时间剥莲子。当时种莲子的经济价值最大，受天气影响小，家家户户都种。我就每天坐在那三四个小时，把莲子一颗颗剥进碗里。莲子的成熟期是一茬一茬的，我感觉总也剥不完，很痛苦。
毕业后，财富问题确实非常困扰我。我有时想，如果自己生在一个很有钱的家庭，现在应该已经成为一个杰出的物理学家了。这一点我是很有自信的。但我现在首先需要保证生存，满足自己的基本需求，理想只能暂时抛在一边。
说实话我现在有时有点后悔，当时为什么不按部就班，去大公司，大国企，在里面待个10年，怎么也混到中层了。那里福利好。
我在北京的酒店工作过。同事们每两周拼一次(酒)。有时从凌晨1点拼到6点。我还挺喜欢参加的，因为聚餐的酒都比较贵，平时喝不到。
工体的夜店我去过四五次，一般喝啤酒，喜欢科罗娜配柠檬。我是个很内向、尴尬的人，清醒时从不跟着节奏挥手。有时候聚会不想说话，就一句也不说，不管聊什么都不说。挺任性的。
楼下的小饭馆我一个月大概去两三回，不点吃的，只喝酒。那种感觉就像古代的诗人，众人皆醒我独醉。我喝酒唯一期望的就是那种放松的感觉。
有一次我特别伤心。那段时间交往了一个很中意的女孩，她当过模特，走路有一种高贵的感觉。是她追的我，后来就顺其自然在一起了。我当时没有正式工作，交往了三个月，她父母知道后不同意。我也觉得自己没有能力给她特别好的生活，何必呢，就放弃了。
分手那天挺痛苦的，我找了个没人的地方，摆了四瓶啤酒一直往下灌。后来是同事把我背回家的。
我现在感觉接触过的女生基本都没超出我的想象，没什么惊喜。之前我交往过一个同事，长得很漂亮，我喜欢聊政治、军事，她学的师范，喜欢聊小孩。聊不到一起去。她还有一点目中无人，我属于那种自尊心强、比较敏感的人，就分手了。现在想想，我只是一时被外表迷惑。
2017年我离开了北京，有点腻了，不喜欢了。在北京那几年，做什么事情都没有成功，觉得自己像一片浮萍。我总想在很短时间内做出成绩，想走捷径，但现实往往会给我当头一棒。到了过年，有时一个人醉醺醺的，有时去三里屯之类热闹的地方，在那种地方人的空虚感会没那么强。
人毕竟是感情动物，你觉得你的心跟磐石一样，其实不是的。但有时候也觉得，人要做成一件事情，是要舍弃感情的。我记得《三体》里有句话特别有意思：前进，前进，不择手段地前进。
承认自己不是天才是挺痛苦的一件事
回家之后，我把同事全拉黑了，立誓浪子回头。之前我在西安一家酒店工作，负责跟客户联系，月薪7000多元，包吃住。看到我妈生病的消息后，我突然觉得之前自己坚持的那些东西都不重要了。当天就跟领导说，我妈重病，必须要走。很多衣服我都不要了，有台电脑也扔在公司。
我妈当时在上海看病，我过去就办了个新手机号，原来的号在另一个手机上，全天静音。一开始，有同事打电话问我一些客户的情况，我还会接。后来懒得回答，就干脆不接了。有时候我确实挺冲动的。
回到村里，我发现人人都知道我。我跟我妈走在街上，他们会问我妈：这就是你那个儿子吗？但他们我一个都不认识。我也不说话，站在一边听我妈跟他们客套，就像小时候一样。我根本不关心他们怎么看。
但现在我会在意父母的想法。我回家后，我爸觉得家里的一切事情就是我的了：我妈的病，挣钱养家，娶妻生子。我回家第一天，家里人就要给我说媒。但我不想在老家找，觉得可能没办法沟通。村里有的人离婚了，有的孩子从小到大没接过母亲一个电话。有的夫妻整天吵架。我对那样过一辈子真的有点恐惧。
有时候跟同事聊到这个话题，我就只能回避。很多比我小的人都结婚了，他们会觉得这是一种优势。可能再过几年，我也会把这件事纯粹当作一个责任去完成吧。我不确定自己会不会妥协，我本身也不是一个特别坚持的人。
回家之后，我妈拉着我去体检，让我少吃牛肉、羊肉，少喝酒。我现在已经开始养生了。
我健康状况一直不错，只是2015年突然有一段时间头疼，睡不着觉，持续了3个多月。每天晚上大概就能睡一个小时，生活不规律。有时我会在凌晨四五点叫一份外卖。反正肯定不是得了抑郁症。因为我太怕死了。
真正对生命有热忱的人，都是怕死的。因为生命如此独一无二，如此神奇，是一切不可想象的集合。生命中的任何体验都是值得留恋的，包括悲伤和痛苦。
我学飞行设计，但我从没坐过飞机，怕坠机。我也怕出车祸，火车和汽车总还有点脚踏实地的感觉。
我未来想开一个冷冻公司，提供冷冻遗体的服务。因为你没办法想象百年后的世界是什么样的，有可能会出现复活技术。就算没来得及做，我在快死的时候也要跑到南极找个地方躲起来。
现在我需要去挣钱，让父母过上他们想要的生活。堂弟开了家销售公司，我准备先在他那里试试看。他15岁就出去打工了，原来在温州一家鞋厂，后来去深圳做销售。这几年靠帮客户开发小程序赚了不少钱，买了房子，车是宝马。现在做短视频网红营销方案。
在我印象里，堂弟一直是个老实的小孩，我经常带他去河里抓鱼。但这次回来，我发现他已经是个精明的商人了，而且胆子大，执行力强。跟他待了几天，我突然明白自己为什么一直没法成功了。
我现在已经有点世故了，不像以前那么有理想。我最近看的书是《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这在以前是被我划为第四等级的，不屑一顾。
以前，在不熟悉的人面前我有点漠视。现在觉得说话尽量照顾别人一点，出来久了，就知道跟人聊天氛围要尽量好一点，为人处世总要学得圆滑一点。
我这次回家体会到的很多感情是以前没有体会过的。有些地方我会很麻木，有些地方又很敏感。我有时候会因为一句话觉得不舒服。但我爸妈从来不会跟我说一句重话，即使是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承认自己不是天才是挺痛苦的一件事。大四的时候自学量子色动力学，怎么也看不懂，一个很小的问题就能把我困住。那时我就知道自己不是天才。无论我怎么努力，也只能成为一个二流的物理学家。那段时间很失望，都快放弃人生了。
将来有一天，我可能也会成为一个很纯粹的生意人。环境是会塑造一个人的。
我不觉得读书没用，整个社会就是由读书人撑起来的。初中生再怎么牛，也不可能建立起百度、阿里巴巴这样的公司。我的执行力差，想的太多，总是会考虑风险。但是现在，我绝对、绝对不能再拖了。我觉得自己20年挣个几千万元应该没什么问题，实现财务自由后我就去过理想的生活。
我不认为自己是个失败者，只是还没有成功。我现在觉得做任何事情都要专注，把每天当最后一天过，社会会给我回报的。现实是不会永远摧残一个人的，只要你是一个向上的人，它总会给你机会。
儿子回家后，吴细女开始积极治病。她想尽量延长自己的生命，多陪儿子几年，看着他结婚生子。杨仁荣的学习成绩曾经让她骄傲，但现在，她反而觉得儿子读书太多，“不然早抱上孙子了”。
杨仁荣的初中班主任至今对他印象深刻，说他是“好学生中的典型”，沉稳、腼腆，很少有回答不上来的问题。他永远坐在2~4排靠近中间的位置——那是好学生享受的待遇。杨仁荣的父母常找班主任询问儿子的学习情况，一周大概有两三次，有时会带上一点新收的板栗当作礼物。
杨崇生不让儿子去自己干活的工地，怕他看了会不舒服。儿子有时会在家做好饭，等父亲干完活回来一起吃，像很多年前一样。
家乡的变化让杨仁荣感到陌生，他时常会迷失在不大的村子里。楼房大多是新盖的，外面贴着瓷砖。在老家，他总是像个客人，衣着整洁，举止克制。去下过雨的地里摘辣椒，他也穿着皮鞋。
10月中旬，杨仁荣再次离开家，去了重庆。他说在家里待不住，“我还是喜欢外面，我本来很早就想走，但因为我妈的事一直拖着。”堂弟在重庆那边开了一家公司，他觉得，“社会是最好的大学，比北大清华还厉害”。杨仁荣准备先去试试。
走之前，他拍了很多家乡的照片，存在手机里。
出发那天，他关门前，又看了家里一眼，说：“再回来就得等到过年了。”
记者 玄增星文并摄